我有两个妹妹，并无兄弟；元海姓冯，是我大学班里的同学，他年长我10岁，进大学时已经27岁，年龄在中80里男生中位列第二，大家亲切地喊他二哥。
二哥是地道的上海人，17岁初中刚毕业，莫名其妙地成了知识青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下放到了江西赣南的信丰县农村，与农民们一起修理地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哥算术好，在生产队里帮着记工分，从未发生过差错，5年后，大队的书记推荐他去江西省银行学校学习，两年后分到抚州地区的广昌县，在驿前公社的营业所打过几个月的算盘。在几间十分破旧的老厢房里，每天打算盘记流水账。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还在驿前的二哥，动了考大学的心思，初中的程度，要和高中生一起考，一百个考生里才录取三五个，有难度，但二哥横下心要考，他与在银行学校认识的上海女孩子约定，一起考大学。是爱情给了他决心与动力，一次考成功，如愿以偿，终于有了彻底离开农村返回城市的希望。
还是因为算术好，他被班主任选中，做了生活委员，负责给百余号同学发饭菜票。那时的物资极其匮乏，我们这些学生也十分贫穷，吃饱肚子是最大的物质需求。饭菜票，成为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每到月底，那些饭量较大的同学，常常吃不饱，上午上第三节时，就开始饿了，那饥饿的感觉像是会传染似的，大家总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睛里透露出饿狼似的幽光。还没有等第四节课开始，就有好些同学借了饭菜票逃课了，逃到食堂去排队了，等着十分粗糙却十分温暖的饭菜，来消除饥肠的痛苦。等待饭菜票发放的时刻是焦急的。但二哥总是满脸笑嘻嘻走进每个寝室，点着名，数着饭菜票，一分不少地发给大家。有些透支的同学，就马上找上“债主”，如数地还上，如果“债主”是女同学，就赖掉了。
大学四年，我们年纪小的，很少跟年长的同学一起玩，总觉得他们很有城府，除了领饭菜票，也就没有别的事与二哥他们接触。各自埋头读着自己的书。我好像跟二哥说起过我妈妈也是上海人。大四第一学期，到九江农村实习三个月，我与二哥不同组。毕业时，也就一起照了个中80的全家福，我个子小，在百余个人头中很难找到影子。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弋阳，二哥实现了回城的愿望，留在了南昌，并很快与上海的姑娘结婚成家，从此我们各自忙碌着工作，很少有彼此的消息。
大概过了8年，听说二哥回了上海，最终实现了上海知青彻底回城的愿望。那时，我也离开了江西老家，去了浙江舟山群岛。又过了几年，有天二哥打来电话找我，说要来舟山旅游。于是我们在普陀山重新相逢。二哥还是那样，满脸笑嘻嘻的，只是头发少了些许，说话的口音又多了上海人味道。没过多久，我带着儿子乘轮船去上海参观世界照相器材博览会，在闵行区凯旋路二哥家中，我顽皮的儿子一脚把二哥家钢琴旁边放着的陶瓷瓶给踢了，二嫂子很是心疼地在地板上捡着破碎的瓷瓶。
这一来一往的，二哥与我就有了走动。那时在上海就二哥一个同学，我在舟山，从距离来讲，我是与二哥最近的同学。我在舟山已经22年，二哥来了三次，后来因为父母亲也回了上海安居，我就经常去上海，与二哥见面的次数多起来。有一年的五一节，二哥陪着我排了老长老长的队，参观了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法国印象派画展。
最近几年，二哥也玩上了相机，我们就成了影友，于是我与二哥的交往就更多了。前年春节，我们结伴加入“驴友”队，背着相机、干粮、睡袋，在大年初三跑到安徽，徒步上了九华山，在冰天雪地里，在寒风凛冽的玉台峰顶，相互搀扶着摸黑走进寺庙，男女8人同房挤在4张木板床上酣然大睡。去年的5月，二哥跟我下海乘船去了边远的东极岛，访问被废弃的渔村，在风浪间拍摄海钓的渔民，投宿于渔家客栈，大碗地喝酒，大口地咬螃蟹。我们一起回了三次江西，一次是去九江庐山西海，登上云居山，在真如寺里参拜了方丈；又沿西海走进武宁县，找到昌菊女同学，在湖光山色中拍摄着渔舟唱晚、炊烟袅绕和秋收的景象。第二次是去那个被称为“一个叫春的地方—宜春”，来了个禅宗之旅，先后走访了靖安的宝峰禅寺、高安的百丈禅寺以及宜春城内的化成禅寺，在寺院里参拜禅师；在中源乡的山村里，拍摄农家的古宅庭院，喝山里人家自酿的杨梅烧酒，品尝毛笋与野猪脚烹制的美味佳肴。第三次最为难忘，我们再次结伴去了抚州，也就是二哥曾经工作过的广昌县。名为去拍摄闻名天下的广昌莲花，实是寻找青春的足迹与不能忘怀的岁月。
我从浙江舟山驱车8小时，赶到江西的鹰潭，二哥乘动车从上海也到鹰潭，我们在此会合，再往赣闽交界方向走，到了黎川县境内，由在此县工作的姚英华同学接上，晚上在县城酒店入住。翌日清晨3点半，我们起床，赶到驿前镇的荷花村，夏日的晨风有些温热，村口的古樟树掩映着白色的农舍，山谷里的雾气正在曙光中慢慢地散去，那如锦缎般铺陈在山坡与山谷间溪流两边的荷花田，正盛开着无数的荷花，一张张的翠绿的荷叶，像浮萍似的在随风波动，白色的、红色的荷花，点缀在绿叶丛中，忽隐忽现，忽近忽远，而荷花的清香正沁入肺腑，在身心中回荡开来。我和二哥拿着相机，架着三脚架，从山谷拍到溪流岸边，再换位到山坡林边，不断地寻找着荷田的光影与角度，寻找着蜜蜂、蜻蜓与荷花的亲吻。二哥终于歇下来，站在荷花田园的最高处，擦着满头的汗水说道：
“太漂亮了，几十年没有看到了！”
“二哥，与你坐在陆家嘴的高楼里，看到的景色不一样吧？”
“废话，怎么会一样呢？完全两回事。那些楼群、街道、汽车挤在一个城市里，看见就烦啊！”
“那你想不想回江西？找个村子，我们一起过退休？”
二哥想了想，眉头一皱：
“那不行，江西农村医疗跟不上，生了病找不到好医生。”
“我说二哥啊，上海空气污染严重，不生病才怪呢！住这样的乡下，随便活活也有八九十岁啊。”
“不行不行，每年来江西乡下走走可以，养老不行。”
“把嫂子一起接来啊！”
“她更不会来，几十年前，她对江西农村的印象就是脏乱差。”
其实，江西农村这些年还是有些新变化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全省推进，道路比以前好走了，村容村貌的整治也有些特色。但离我们的期待与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荷花村出来，我们来到驿前镇上。驿前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从古代交通上讲，是赣中入闽北的重要通道，自古设置了驿站。繁华热闹过的痕迹在破败的街巷、宅院中依稀可辨。
二哥急切地在破旧的街巷里钻来钻去，终于找到一处宅院，然后把我喊住，一起从边门走了进去。几个老婆婆和小孩子挤在昏暗的过道里，围着一地的莲蓬在用手剥。二哥笑嘻嘻地向老婆婆们问道：
“你们住这里吗？”
“是啊，我们老的喜欢住，年轻人都住城里去了。”
见我们想走进去，老婆婆挪了挪竹椅子。二哥手扶着天井北边的木板墙，从雕花的窗格子上向杂乱的房里仔细地看着。
“海盗，我当年就在这里打算盘。”又指着朝南的大门说，“营业所的牌子挂在那里，我是住里面的厢房。”
于是找到那间厢房，二哥有些激动：
“就这间，我白天在所里打算盘记账，晚上就在这里自学高中的课程，准备高考。”
“大概还给嫂子写过情书吧？”
二哥只是习惯地笑笑，眼睛里满含着喜悦。我的相机一直在拍摄，记录着二哥对故地的重游。
“30多年过去了，还能看到这些老房子，没有想到啊！原以为早就拆了啊！”
这时，我有些调侃地说道：
“二哥，现在让你来住，把嫂子接来，重温当年的岁月？”
“不行不行，看看可以。”
“我看你对江西这么有感情，对这些老宅院有兴趣，退休后租个院子养老，不是很好吗？”
“不实际，别开玩笑了，上午在荷花村已经说过了。”
真的只是个玩笑而已啊。
每一个上海人都说上海是最好的城市，没有哪个上海人会自愿地离开上海。当年百余万上海知识青年下放全国各地的农村，已经永远成为共和国的一段痛苦的记忆。二哥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最终离开了农村，曲折、艰难地回到了上海。二哥是不是把江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没有听他说过；但在他内心，江西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分别时，二哥对我说：
“江西真是个好地方！”
我冲他诡秘地笑道：
“那就不回上海了。”
2013年2月27日，于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