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坑乡，其实应该叫朱家坑乡，因为这个乡里朱姓是大姓，朱姓子孙繁衍得很旺盛，据说与明朝的朱姓皇族有关系。这个乡在江西弋阳县的东面，与横峰县接壤，信江从这里进入弋阳平原。从朱坑乡去县城，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坐火车走浙赣铁路；第二条路是走公路。听我母亲说，1961年，她18岁，刚从上海流落到弋阳，跟我外婆从朱坑用板车拉过砖头回县城，天没有亮出发，一个来回大半天。这条路我和戴武林几个同学也走过。还有一条路，一半是田间路，一半是信江河堤路。这条路最远，绕了个大弯，我在朱坑中学补习期间没有走过。我知道有这条路，那是因为班上姓朱的同学大多走这条路回村子，那村子叫朱家山。
2012年国庆节期间，我因家务事回了弋阳。一日中午在饭桌上，听高中女同学阿香说，他学美术的儿子刘鸣也在家，下午要去朱家山玩，说那里有老屋与祠堂，值得一看。我当即接受阿香的建议，跟他儿子去朱家山看看。
坐车前排带路的朱师傅，是阿香水电公司的职工，负责朱家山一带的电表抄报。朱师傅就是朱家山人，我报出名字的同学，都是他的叔伯辈。车往东出城，不上信江三桥，而是过三拱的琬港古石桥。这里是琬港河与信江汇合之处，明清两代，这里常闹水灾，历任知县都要在此兴修水利工程，琬港桥就是那时建造的，至今已经好几百年了。我们稍作停留就继续赶路，过了一片金色的田畈，看着已经是丰收在望的晚稻，有种久违的亲切与舒坦。车按照朱师傅的指令，停在了一口荷塘边，荷叶残破，低洼的水面倒映着无云的蓝天。我们下车，绕过荷塘，就沿着一条小路。爬上了一座红石小山，山的北坡几乎是裸露的山体，但一到小山顶，就进入了茂密的树林。朱师傅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树林里有两百多年的罗汉松和苦槠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很多浙江过来的大老板要来买树，村里的老辈人说什么也不肯卖，说这树是朱家祖宗们种下的，有神性，动不得的。我们即将穿过林子时，已经来到山的南坡，小路直接把我们引进了一处已经十分破败的老宅屋，走在前面的朱师傅说这就是“花屋”，全朱坑最大的宅屋。穿过一个红石凿成的已经被藤条爬满的石拱门，我们来到这个花屋的厨房，烟囱已经坍塌，没有锅，放锅的两个口子并排着，又大又深，黑糊糊的灶口透着一股寒气，散落一地的瓦罐基本都已经残破，里面积满了灰尘。但可以想见，这间厨房曾经烧出的饭菜，足足可以喂饱很大一家子人的肚子。朱师傅要我们千万小心，不要碰着已经腐朽的梁柱和歪斜的墙壁，因为上面的瓦片和砖石，随时都会坠落。我们由厨房走到整个大宅的中心，也就是天井，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中心思想和最世俗化的哲学。透亮的天井，已经残缺了四方形的边，承接天露的井台上是大大小小、破破烂烂的花盆，天井东西两侧的厢房空着窗框，原本应该有的雕花的窗格子早已被人卸走。正南而向的厅堂，高大而空虚。一旁的朱师傅指着落满灰尘的堂壁说道：
“原来这里悬挂着很大的红木匾，金光闪闪的毛笔字，有张很大的画，画两边是对联。画的下面是很长的香案，案上有座嘀嗒会响的钟。”
这一切，现在都烟消云散化为了泡影。我们走出厅堂，来到花屋的正门，一尺多高的门槛底座还在，整木做的门槛已经被人挖走。高大的屋檐与庭院里很久无人修剪的树枝交错在一起，印花的瓦片散落一地，一排雕花的房柱子已经腐烂，勉强支撑着空洞的屋顶。
花屋的院子足有30米宽、20米深，一口2立方米的石水缸还坚守在原来的位子上，从花屋里拆卸出来被人丢弃的石墩子、烂木柱子和楼板，在四处散落，朱师傅指着一块大约有2米长的青石板，让我们走过去看，上面依稀可辨刻着几个字。
走出院子的石柱大门，墙角的草丛中有几个石头旗杆底座，如农家挑稻谷的竹箩筐般大小。石板与鹅卵石镶嵌而成的道路长满了荒草。花屋的西南角上的树林子里有个土地公庙，冰冷的香灰上还插着几支没有燃尽的香烛。
“朱师傅，为什么叫花屋？”
我看完大宅屋，收起相机，给朱师傅递上一根香烟。
“我也讲不清，从小就听大人们这样叫的。”
“花屋的主人和后代在哪里？”
“都散了，说不清楚在哪里，反正都去城里了！”
朱师傅今年30岁还不到，他虽姓朱，但与花屋的朱姓一家不是同一房的，但要往几百年前上讲，天下朱姓本一家。
“我小时候经常到花屋里去，与他家的崽子们玩。花屋人走人散，也就近20年的事。其实，不仅是花屋的人走了，朱家山的人都想往城里走，打工的，做生意的，在街上无论做什么也比种田收入高啊！城里学校、医院，什么都比农村的好，不走才怪了！”
朱师傅的一番话，道出了现在农村人的最真实的想法。
与朱师傅一边聊着，一边绕过个半亩菜院子，经过几户房门紧锁的农家，来到又一个有高高院墙的老宅前，院门坐南向北，正好与花屋相反。青石门匾上刻写着“朱氏宗祠”四个楷书字。
肃静着身心，走进门去，又是一片破败与苍凉的景象呈现于眼前，院子里杂草已经很深，几根雕花的木柱子在草丛中静静地腐朽着，正厅原本摆放祖先灵位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神灵的印记。朱师傅无限伤感地说道：
“小时候过年过节，祠堂里很热闹。”他指着与正厅相对应的楼台继续说道，“村里请来戏班子，先敬祖先，再请乡里乡亲来看戏，唱弋阳腔剧，一唱好几天。那是家家打茶，户户客满。”
我熟悉朱师傅讲的事情，我比朱师傅大20多岁，少年时代对农村的记忆依稀在脑海中。几十年前的弋阳农村，还是“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的温暖景象。
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席卷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城市成片的开发、建设，犹如春雨催生毛笋似的疯长。城市越建越大，城市所创造的文明比磁铁还强劲地吸引着祖祖辈辈耕耘土地的农民，他们蜂拥进入城市，希望用自己的汗水去分享文明的果实，用劳动与智慧重新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的机会。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只是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开发，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中，我们的农村虽然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得到些微不足道的补偿，但农村失去的更多。不要以为，农村消失的只是些陈旧的宅家院落，一些整村抹平的村庄，和无法统计的田园山林；更加令人忧患的是，农耕文明的消失！与传统农耕生产血脉相连的农家习俗、耕读文化，及宗族、伦理情怀，也一并遭遇到了洗劫。而这一切，正是构成东方文明的本原与主体的重要部分。
在回城的半路上，我再次下车，在黄昏的落寞中，站立在琬港石桥上。望着琬港河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信江，我深知，如今的世界趋势，正在迅速地全球一体化，资源被高度地市场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领域，东方世界正不断地受西方世界所影响。东方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正如朱家山的“花屋”与祠堂似的破落与消亡。
但世界的运势，不可能永远被西方文明所主宰。以物质消费、资源掠夺、文明欺压为本质的西方文明，并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公平、公正，最顺应天地平衡、人间和谐的文明。总会有一天，劫后重生、凤凰涅槃的东方文明还会春回大地、福满人间。
只是，那时的中国农村多少个“花屋”是否还能找到？多少处宗祠是否还有香火延续？
但我坚信，新的更加美丽的“花屋”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山水田园之间，更加具有人性光辉的祠堂，成为万千生灵感知天地、崇尚和谐的精神与情感的家园。
2013年2月26日，于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