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提到的威利·卡瑞尔的方法是否真如所说的那么奇妙呢？它的确可以称为万灵公式，但也不能解决所有忧虑的问题。
那么，当你面对忧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当这个奇妙公式失去作用时，我们还可以使用下面三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
首先，弄清事实；
其次，分析事实；
最后，达成决定——然后依此行事。
这是亚里士多德所教的方法，他也使用过。我们如果想解决那些逼迫我们、使我们日夜象生活在地狱中一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运用这几个步骤。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事实弄清楚，就不可能很明智地解决问题。没有这些事实，我们就只能在混乱中摸索。这一方法是谁研究出来的呢？这是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院长赫伯特·郝基斯所说的。他曾帮助二十多万名学生解决了忧虑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的忧虑，大多数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事实来作决定而产生的。
“混乱是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他说，“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个必须在下周二之前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下周二之前，我根本不去试着做什么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只集中全力去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我不会发愁，我不会为这个问题而难过，更不会失眠，只会全心尽力去搜集所有的事实。等星期二到来之时，如果我已经弄清所有的事实，一般说来，问题本身就会迎刃而解了。”
郝基斯院长这样做是否就可以完全地排除忧虑了呢？“是的，”他说，“我想我可以乐观地告诉大家，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忧虑。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能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以一种十分超然、客观的态度去找寻事实的时候，他的忧虑就会在事实的光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们去考虑事实——爱迪生曾郑重地说：“一个人为了避免花工夫去思想，常常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们真的去考虑事实，我们通常都只会象猎狗那样，去追寻那些我们已经想到的，而忽略其他的一切——我们只需那些能够适合于行动的事实，那些只符合我们的如意算盘、符合我们原有偏见的事实。
正如安德烈·马罗斯所说：“一切和我们个人欲望相符合的，看来都是真理，其他的一切都会使我们感到愤怒。”
难怪我们会觉得，要得到问题的答案是这样困难。如果我们一直假定2加2等于5，那不是连做一个二年级的算术题目都会有问题吗？可事实上，世界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硬是坚持说2加2等于5——或者是等于500——弄得自己跟别人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关于这一点，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最好把感情排除于思想之外，就象郝基斯院长所说的，以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去弄清事实。
但是，要在我们忧虑的时候那样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往往会情绪激动。不过，这里有两个办法帮助我们象旁观者一样很清晰、客观地看清所有的事实：
第一，在搜集各种事实时，假设不是在为自己搜集这些资料，而是为别人，这样可以保持冷静而超然的态度，也可以帮助自己控制情绪。
第二，在搜集造成忧虑的各种事实时，有时候还可以假设你是自己的律师，换句话说，你也要搜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些有损于你的希望和你不愿面对的事实。然后，你把两方面的所有事实都写下来——我常常发现，真理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们注意一点：如果不先看清事实的话，不仅仅是你，就连爱因斯坦，甚至美国最高法庭，都无法对任何问题作出很明智的决定。爱迪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死后留下了2500本笔记簿，里面记满了有关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因此，在解决问题之前，让我们效仿郝基斯院长的办法——弄清事实。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到所有的事实之前，不要去想如何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不对事实加以分析和诠释，对我们也丝毫没有好处。因此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下来之后，再做分析，事情就容易解决了。事实上，仅仅在纸上记下许多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写下来，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正如查尔斯·凯特林所说的：“只要能把问题弄清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现在就用大名鼎鼎的盖伦·利奇费尔德——远东地区一位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的做法来说明这种效果。1942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利奇费尔德正在中国，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日军轰炸珍珠港以后不久，他们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一位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这件事，我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要么就跟他们合作，要么就算了，而所谓算了，也就是与日军对抗，最后可能只有死。”
“当时，我竟无其他办法，我只好遵命行事。不过，有笔大约75万美金的保险费，我没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我之所以没把这笔保险费填进去，是因为这笔钱是属于我们香港公司的，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日本人万一发现了这件事，可能对我会非常不利。果不其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当他们发现时，我不在办公室；不过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告诉我说，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会被他们关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位朋友宁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10天，受尽了苦刑以后，死在那个地方。现在我可能也要被关进宪兵队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礼拜天下午，大家一定认为我应该吓得要命。如果我没有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一定会吓坏了。多年来，每次我担心的时候，总是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我担心什么？我能怎么办呢？”
“我以往都不把答案写下来，而在心里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过，多年前我不再那样做了。我发现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我住的房间，取出我的打字机。我打下第一个问题：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怕明天早上可能会被关进宪兵队。”
“然后我打下第二个问题：我能怎么办呢？”
“我花了几个小时去想这个问题，写下了四种我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每种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我可以尝试着去跟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可是他“不会说英文”，若是我找个翻译跟他解释，很可能会让他发起火来，那我可能没有一丝生存下来的希望。因为他是个非常残酷的人，我宁愿被关在宪兵队里，也不愿去跟他谈。”
“其二，我可以逃走。这点很快被我否决了，日本特务一直在监视着我，我从基督教青年会搬出搬进都需要登记。如果我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而立刻枪毙掉。”
“其三，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位日本海军上将马上就会起疑心，兴许立刻就派兵来抓我，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而把我关进宪兵队里。”
“其四，象平常一样，礼拜一早上照常去公司上班。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很可能那个日本海军上将正在忙着，而忘掉我那件事情。即使他想到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会来找我的麻烦。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问题了。甚至即使他还来烦我，我仍然还有机会去向他解释，所以应该象平常一样，在礼拜一早上到办公室去，好象根本没发生什么事，可以给我两个逃避宪兵队的机会。”
“等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过之后，决定采取第四个方案——象平常一样，礼拜一早上去上班。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坐在那里，嘴里叼根香烟，象平常一样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6个礼拜以后——谢天谢地，他被调回东京去了，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我之后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捡回一条命，大概就是因为在那个礼拜天下午我坐下来写出各种不同的情况，和每个步骤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很镇定地做出了决定。如果我没有那样做的话，我就可能会很慌乱，或者是迟疑不决，而在紧要关头走错一步。要是我没有分析我的问题并做出决定，那整个礼拜天下午，我就会急得心慌意乱，当天晚上我也肯定睡不着觉；礼拜一早上上班的时候，一定会满面惊慌和愁容。仅这一点，就可能会引起那位日本海军上将的疑心，而使他立刻采取行动。”
“以后，一次次的经验证明，分析事实做出决定的确有莫大的价值。我们都是因为不能达成想要的目的，不能控制自己，老是在一个令人难过的小圈子里打转，才会精神崩溃和生活难过。我的经验告诉我，一旦很清楚、确定地做出一种决定之后，50％的忧虑就会消失，再按照决定去做以后另外还会消失40％。”
“也就是说，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就能消除我90％的忧虑；”
“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决定该怎么办；”
“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现在盖伦·利奇费尔德已是亚洲最重要的美国商人之一。他曾很诚恳地说，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这种分析忧虑、正视忧虑的方法。威廉·詹姆斯说：“一旦做出了决定，当天就要付诸行动，同时要完全不理会责任问题，也不必考虑后果。”
他的意思是说——一旦你以事实为基础，做出一个很小心的决定，就要付诸实行，不要停下来再重新考虑，不要迟疑、担忧和犹豫，不要怀疑自己，否则就会引起其他的怀疑，不要一直回头看。
韦特·菲利浦——俄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石油商人——是如何把决心付诸行动的呢：“我发现，如果超过某种限度以后，还一直不停地去思考问题的话，一定会造成混乱和忧虑。当调查和多加思考对我们有害时，也就是我们该下决心、付诸行动、不再回头的时候了。”
你何不马上利用盖伦·利奇费尔德的方法来解决你的忧虑呢？
第一个问题——我担忧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能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我决定该怎么做？
第四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