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说叶芝“万物崩溃，中心难再凝聚”的印象和艾略特对“荒原”（Waste Land）世界的尽情书写都主要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事实，那么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阿诺德，在表面一片风平浪静、欣欣向荣的时代，又是如何具有先见之明，洞察到这一世界精神荒芜的真相？如果没有过人的眼光和清晰的判断，相信很难做到。而阿诺德正是借此走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对时代的病症发出了自己尖锐的批判之声。
1822年，阿诺德出生名门。其父是著名的教育家、罗马史学者。阿诺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求学时期的阿诺德并未有过人的表现，倒是有纨绔子弟的风范。直到27岁那一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迷路的狂欢》，才让熟悉他的人们刮目相看，原来他深邃的思想一直隐藏在纨绔子弟的面具背后。两年过后，也就是1851年，阿诺德结婚成家，生活稳定下来。为了养家糊口，他在教育调查委员会谋到一个巡视员的差事，一干就是35年。这尽管是个苦差，但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补偿。长时间扎根基层，他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对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正是这种深厚的本土经验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成就了阿诺德维多利亚评论界“定音鼓”的地位。
阿诺德的声名首先来自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成就卓著，1857年，他还被遴选为牛津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直至1867年荣休。尽管如此，阿诺德的兴趣早在5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转向。一方面也许是公务缠身，无法专心创作；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色调阴郁，“有无法排遣的病态郁结，不能像从前的诗歌一样激活人们、给苦恼的人生带来愉快，不符合心目中的好诗”，因此改弦易辙，转向他途。他先后转战于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宗教批评和教育批评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里都硕果累累、“罕逢对手”。他完全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期待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之典范，正如今日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恰如其分的评价，阿诺德无疑代表了“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尔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 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视域方面……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三
阿诺德毕生的心血“都可以落实到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问题上”，他的诗歌也不例外。《多佛海滩》创作于1951年。那一年夏，阿诺德携新婚妻子到多佛海滩度蜜月，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首美丽而又忧伤的诗作。但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将此诗收录于1852、1853和1854出版的三本诗集，而是过了十余年，才收入186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而1867年正是阿诺德写其最著名的批评论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的关键时期。这两件事情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诗歌与批评有着内在一致的关联，也就是说，无论诗歌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都在服务于“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核心问题。基于此，利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观点对《多佛海滩》这首诗歌进行烛照，也许不无教益。
在《多佛海滩》的结尾，阿诺德写道，“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这些“无知的军队”（ignorant armies）是什么？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中，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答案。阿诺德看见英国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他认为，英国已经出现了三大阶级： 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称谓，而是另选了三个独特的词汇来分别指称，即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野蛮人优点卓著，曾经为元气丧失的欧洲注入新的活力，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张扬个性的自由激情，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外部的禀赋和魅力，如相貌、举止、才艺和勇武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内在的禀赋，如“勇敢、高傲和自信等”，只不过这些特征是“内在禀赋中最浅表、最接近外在禀赋的品质”，总之，野蛮人的文化主要由“外部的魅力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构成，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阿诺德之所以用“非利士人”指市侩的英国中产阶级，主要是因为这个阶级追求的只是“普通的自我，而不是最优秀的自我”，他们“只想工具手段，满脑子转的念头都是发展工业、执掌权力、成就卓著，还有别的能耐等等，心目中没有内在完美的地位”，整个心思都用于“有关自身的事物，而不是真正的自我，用于有关国家的事物而不是国家本身”，从而成为“光明之子的敌人，或反对侍奉思想的人”。群氓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成部分随着自身权利意识的苏醒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采取游行、集会等手段，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在阿诺德这样的社会精英眼中，自然成为了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之一。阿诺德意识到，随着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三种势力的此消彼长，社会局势也将随之起起落落。
《多佛海滩》结尾处传达出来的“无政府”状态正是阿诺德最担心的问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诺德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国家的权威”。要树立“国家的权威”，“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于，“文化明白自己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良知作证，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所需要的伟大变革”。阿诺德认为，人心的涣散，凝聚力的缺乏，国家威权的丧失，无政府状态的渐渐漫溢，从根源上而言，都是文化衰落的病象。
阿诺德所言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这样的文化需要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等手段获取，从而使“我们能做到尽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规律，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在阿诺德看来，西方文化的精华正在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多佛海滩》中的索福克勒斯是希腊精神的化身，而基督教的“信仰之海”正是希伯来精神的具现。如今，很少有人还能谛听到索福克勒斯的声音，很少有人注意到“信仰之海”的退潮，足以证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在现代的缺失。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专章阐述了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需要完满结合的典范意义：“这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依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光明，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两种精神的路径虽然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人类的完美与救赎”。这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正是“知”（knowing）与“行”（acting）的融合。
阿诺德认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正统地位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已经被清教主义取代。尽管后来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但阿诺德的判断却是“清教主义不再是世界进步的主流，而只是斜里插入、阻挡主流的支流”。受到清教思想濡染的社会大众，尤其是一些社会中坚，只管埋头苦干，只管拉车不问路，只讲实践出真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知行分离，主次颠倒，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做法必将引起麻烦和混乱，就像“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
四
阿诺德生活的时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美好的时光。英国已经开始称霸世界，“日不落帝国”的框架已经构成。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民族的激情与豪情都直冲云霄。阿诺德没有加入这样的“盛世”大合唱，却在一边泼冷水，写下如此让人不寒而栗的诗句，“这眼前的世界/虽然看似梦乡，/五彩缤纷、瑰丽新奇，/其实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坚贞，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援助”，实在是大煞风景，不合时宜。
阿诺德尖锐的批判之声也的确被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胞所忽视。文化的栽培讲究慢工夫，更何况是要放下大不列颠帝国的架子，去学习其他那些大大小小不同文明的文化，这是当时务时、心高的英国社会所难于接受的，因此他被指责为“不懂实际，超验主义，不着边际，高头讲章，玩弄精英主义，不关心不同情人民疾苦，长外国人志气，灭英国人威风”，他更是被讥为“文化先知”，其力主“国家权威”之学说更被视为替“****主义”张目。可贵的是，阿诺德并不动摇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一任务的艰难，从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整个时代的痼习与偏见。这种独立旷野呼告的处境，既是时代先知的悲凉，也是他莫大的骄傲。
即便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情与勇气，阿诺德还是体会到“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落寞与凄清。新婚蜜月，阿诺德携妻子来到多佛海滩。这是英吉利海峡距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仅仅20英里。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睹物思情，阿诺德念及身后的英国混乱的迹象已经显现，禁不住神思对岸法国国家主义的威权也许值得借鉴，因此我们在第一节中看到法兰西是“光影迷离”，而英格兰却是“巨大的阴影”。
在《多佛海滩》的最后，阿诺德为了拯救这个混乱荒芜的世界，最终求助于爱：“啊，我的爱，愿我们/彼此忠诚！”问题是“爱”能拯救这个世界吗？阿诺德自己确信“爱”能拯救这个世界吗？在另一首诗歌中，阿诺德写道：“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死了，/另一个尚无力诞生。”这也许道出了他自己的怀疑。而就《多佛海滩》而言，其“残缺”的形式也许也能成为他怀疑的证据。全诗共四节，每节包括的诗行不等，分别是十四行、六行、八行和九行。前面三节没有明显规律的押韵，最后一节偏于工整，采用了“abbacddcc”形式，并且基本遵循了抑扬格五音步的节奏。这样的韵律节奏方式的安排表明阿诺德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潜在决心。然而，有人指出，全诗原本应该是三组十四行诗的合成，也就是说第一节是一组十四行诗，第二、三节合起来是一组十四行诗，只不过最后一组十四行诗歌没有完成，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节的九行，其余的五行已经“无疾而终”。若是，我们有理由推测，阿诺德用“秩序”代替混乱的决心，用“爱”来拯救世界的抱负，最后还是被眼前巨大的黑暗带来的惶恐动摇。整首诗以“光明”始，以“黑暗”终。
黑暗走在光明后，如何再次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还是个问题。这不仅是阿诺德时代的问题，也是所有时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