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所表达的既不是神或鬼的神话式语词图像，也不是抽象的确定性和关系的逻辑真理。诗的世界和这两样东西都不同，它是一个幻想和狂想的世界——但正是以这种幻想的方式，纯感受的领域才能得以倾吐，才能获得其充分而具体的实现。于语词和神话意象，这曾经作为坚硬的现实力量撞击人的心智的东西，现在抛弃了全部的实在性和实效性；它们变作了一道光，一团明亮的以太气，精神在其中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地活动着。这一解放之所以能获得，并不是因为心智抛弃了语词和意象的感觉形式，而是在于心智把语词和意象都用作自己的器官，从而认识出它们真实的面目：心智自己的自我显现形式。卡西尔：《语言与神话》，页114—115。
因此，诗的世界，就是故事的世界，只有故事所标识的细腻微妙的人生景观、只有故事中无穷丰富的内在逻辑才将生命的滋味予以展现。简言之，故事的世界就是生命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故事的消亡不仅仅是人的精彩生活的消亡，它更是人的自由的消亡。
如前文所述，本雅明曾将故事消亡的时代称作“新的无教养时代”，这显然是个一针见血的判断。无独有偶，20世纪著名的荒诞剧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谈到故事时也尖锐地指出，“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与变化之间、不可避免与难于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因此，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最后，哈维尔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哈维尔：《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未刊稿，页164。
哈维尔的见解发人深省。既然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历史来体验，那么，在故事消失的地方，在历史变成一种无意义循环的地方，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此外，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能够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也就是说，故事和个性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顺利进行。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正如哈维尔所说，“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才存在的，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哈维尔：《哈维尔文集》，页169。。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没有个性的地方，也就没有真实，失去了生活的真实，真实的生活也就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它的伟大。
在这个意义上，当加缪说现代小说家不再讲故事时，他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故事的拒绝，不如说是对故事的呼唤；他力图恢复的，与其说是对小说中思想的弃绝，不如说是对思与诗相互交融的向往。这是因为，加缪早已清楚地意识到，20世纪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与灵魂挣扎，归根结蒂是“荒诞的人”与自由的隔绝。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故事，就是回到个性；回到个性，就是回到自由。
三
接下来不妨回到加缪作品中，具体赏析一下他所编织的叙事纬语。显然，我们能毫不夸张地说，其中确实有不少值得反复玩味的故事：默尔索，一个独居的公司职员，参加母亲葬礼却不落泪，懵懂之中杀人却不为寻仇，最后竟然在牢房中与大自然获得和解——在淡漠的语气背后，作家勾画的是一个现代人的灵魂。卡利古拉，一个古罗马帝王，因作为情人的妹妹早逝而疯狂，不仅自称洞悉了生命的全部秘密，而且干脆以杀人为自身存在的理由，终于为忍无可忍的贵族刺杀而死——在古典戏剧的外衣下，作家思考的是人生的边界问题。里厄，一个古道热肠的医生，面对摧残众生的鼠疫，鼓舞起反抗的精神，在集体的支持下不懈战斗，直至死神悄无声息地隐退——在悲观绝望的时代里，作家让人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或长或短的故事，都已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帮助不少读者努力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我依然想从加缪小说与戏剧中再各取一个例子展开说明。《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341—358。（本节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是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中收录的一个短篇，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约拿斯的画家的工作经历。作为一个相信自己有福星保佑的画家，约拿斯其实没有多少惊人的天赋，也缺乏勤奋与敬业的精神。父母颇为松弛的管教，只是给他提供了更多沉思遐想的余暇；对绘画的一点业余爱好，因碰巧在单位负责书籍的装帧设计业务而被自然放大；好友拉多与妻子路易丝的纵容、鼓励，进一步给他增添了走上艺术之路的无穷信心。总之，所有这些因素的合力，使约拿斯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该在绘画领域贡献才智。于是，伴随日常生活的琐琐碎碎而来的，是画家在艺术领域的点滴进步。与此同时，约拿斯用于作画的空间则显得相形见绌。但这似乎并没太大的影响，“生儿育女、先生履新、住所狭窄，以及月俸不足购广厦，使夫妇两人的平行活动空间有限。他们的寓所在一座18世纪楼房的第二层，位于首都老街区。这个区住了许多艺术家，他们的规矩是：为了能出新意，就得居住在老区。约拿斯亦有此信念，对居住在这里倍感欣慰”（页344）。
表面看来，生活的一切都顺遂如意，约拿斯的艺术之路似乎也走得稳健而自信。但是，华丽外衣下的烦恼正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首先是“旧雨新知”无穷尽的邀约来访。“约拿斯自认谈吐平庸，有人请他午餐不免受宠若惊……这无拘无束的聚会是专为良朋佳友约拿斯而备”，“约拿斯的新知不是画家便是评论家，无一例外。过去、将来作画的都有；或者是过去、将来照料画作画品的人。他们大约都珍惜艺术，抱怨世道不公、秩序紊乱，致使艺术工作历尽艰辛，而画家必备的构思也颇受干扰。他们一发牢骚便是好几个下午，却恳请约拿斯不妨照样工作权当他们未曾到访，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又自称并非庸夫俗子，很能体谅艺术家珍惜光阴。约拿斯对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好友至为感动，便又坐在画作面前，却仍旧有问必答，对种种趣事也不可置若罔闻。”（页346）
其次是“后学晚生”不间断的请教学习。“约拿斯如今已自成一派。起初他喜出望外，自认尚须从头学起，哪里谈得上为人师表？作为艺术家的他，尚在黑暗中摸索，哪有能力指引方向？但他很快明白：学生未必是渴望学习的人。恰恰相反，有人自称是‘后学晚生’，却正是为了教诲老师，从中获得乐趣，而并不谋私利。因此，他可以谦卑地接受这额外的荣幸。约拿斯的学生们用许多时间解释他作品的内容和原委。于是他在自己作品里发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意图，以及大量他未曾放入的内容。他自认思想贫乏，但多亏了这些后学晚生，才变得才思丰沛起来。”（页346）“学生们还坚决要求他忠于自己的美学观。约拿斯本人须苦思冥想，才能捕得一丝灵感，对现实产生新鲜的眼光，因而对‘美学观’不甚了了。学生们却分成几派，彼此对立而又爱憎分明。在这方面，岂能有丝毫含糊？约拿斯很想把功劳归于‘灵机一动’（那是艺术家谦恭的好处）。但某几张画远离学生的思路，他们眉头频皱，弄得约拿斯不能不深刻反思自己的艺术，这当然大有裨益。”（页347）
最后是正无可救药地变得逼仄的活动空间。最初，约拿斯特别钟情住所内的大房，白天在这个因顶棚高而采光好的房间作画，晚上则将它作为全家共用的餐厅。但随着孩子的诞生，房间显得越来越拥挤。于是，在妻子的建议下，约拿斯将画室搬到小房间，而将大房作为接待客人、照顾孩子的地方。然而，来访客人的数目很快就超越了他们的期待，以至于约拿斯不得不蜷缩在卧室的角落面对画板。尽管这样，出乎主人意料的是，熟悉的“常客”依旧是常客——为了便于同约拿斯聊天，他们竟肆无忌惮地往伉俪床上一躺。走投无路的约拿斯终于想到一个绝好的主意：在沿淋浴间、厨房和厕所伸展的小小过道上，他用木板支起了一个“阁楼”，并将画架支在靠墙的矮凳上，燃起一盏灯头飘摇的煤油灯，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革命党刺杀谢尔盖大公
一时间，外部世界所带来的纷扰成了遥远的回忆，工作中的画家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约拿斯屏息凝神，静听人间的美妙音籁。从那样遥远的所在传来，它不影响约拿斯身上的欢乐与干劲，不干扰他的艺术，以及那再也无从表达、变作默默无声的万般思绪；然而这一切却把他推向自由活泼的氛围，凌驾于悠悠天地之间。孩子们从这间屋跑到那间屋，小女儿放声大笑，连路易丝也在笑（他可好久没听见她这么欢快了）。他爱他们、多么爱他们啊！他拧熄了灯，在重新笼罩的一片黑暗中，莫非是他的福星又再展辉煌？是那颗福星，他一眼就辨认出来；一股无限感激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他仍在仰首凝望——直至无声无息地从阁楼跌下。”（页357）
约拿斯的故事到此为止。从阁楼跌落的细节显然是另一重暗示：这位节节败退的画家最终彻底失败了。无论怎样畅想自己的艺术前途，约拿斯都不得不接受一种“异在”的命运：由于无法在现实中安顿自己的理想，他只能依靠虚妄的“福星”的关照；由于无法对付无休止的访客骚扰，他只能采取蜷缩自己、逃避他者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篇颇有卡夫卡风格的短篇小说，涉及的依然是加缪所深爱的孤独主题。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的呈现。尽管“艺术”本具备沟通人性善恶的特有功能，画家约拿斯却无法将创作与生活整合在一起——换言之，绘画是外在于约拿斯生命的存在。由此也可看出，小说里这位面容模糊的主人公，在哲学视野下实际上却显得清晰无比。在一个平淡的故事中，加缪却寄托了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深刻理解，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与哲学交融互补的最好例证。
《正义者》加缪：《正义者》，李玉民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戏剧卷，页166—213。（本节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1950）是加缪独立创作的一部五幕剧。这部剧作的独特性在于，它几乎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文学改写。围绕该剧的来源、主题与意义，加缪曾在演出广告“请予刊登”栏目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于1905年2月在莫斯科组织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谢尔盖大公。《正义者》就是取材于这次暗杀事件及其前后的独特氛围。剧中的一些背景情况，不管显得多么特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这不等于说《正义者》是历史剧，读者也自然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剧中人物都确有其人，他们的行为正如我描述的这样。我仅仅要把史实写得尽量逼真罢了。我甚至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这个真名实姓。我这样做并不是懒于想象，而是出于对那些男女的敬佩，因为他们在最残酷的任务中，未能消除良心的不安。诚然，后来社会有进步，像无法忍受的痛苦一样压在那些心灵上的仇恨，也变成了一种适意的制度。这就更有理由追念那些伟大的亡灵、他们的正义反抗、他们的艰难友情、他们为同意暗杀而付出的超乎寻常的努力，并以此表明我们的忠诚。（页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