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古典时代，由于笼罩一切价值观的宗教的存在，艺术始终处于依附地位，审美价值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并没有显得过于突出。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之后，伴随着自然美的发现，才有了人的发现。按照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说法，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通过发现世界，发现了自己，这一发现宣告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的诞生。在他看来，如果说自然美的发现是人性觉醒的标志的话，那么，“充分而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于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的是佩脱拉克——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因为他不仅能欣赏山色的美丽，“而且完全能够把画境和大自然的实用价值区别开来”。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294—295。也就是说，只有在审美意义上，现代人才能找到做人的根本。这一意义也曾为加达默尔的理论所印证。在《美的现实性》中，加达默尔指出，绝没有纯粹的自然，“我们只能以艺术的眼光或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眼光去看自然”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扬译，三联书店，1991年，页49。，因此，对自然美的发现并非“天人合一”的开始，恰恰相反，它其实标志着人与世界的裂变，是作为个体的人独立的开端，暗示了“荒诞的人”的诞生。当然，从时间上来看，这里的荒诞人与加缪笔下的荒诞人似乎没有统一。但是，在我看来，在精神层面上，二者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萌芽，后者则是前者在文学形式上的表现与深化。
在此基础上，布克哈特还不安地指出了现代人性格中的另一面，表达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洞见。他说，“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因此，从负面角度看，“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于不道德的”；但是，他又乐观地指出，“由于它们的天赋才能和热情，它们成了那个时代一切高度和一切深度的代表。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具有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445—446。
毋庸讳言，布克哈特所揭示的现代人性格中的两面性在加缪的“荒诞的人”的家族谱系中均有其对应。且不说默尔索、唐璜等对世俗道德的蔑视与拒绝，也不说西西弗、玛尔塔等对严酷命运的承担与反抗，哪怕是加缪笔下那些并不起眼的主人公也时时在以自己的姿态表征着生活的无奈与人性的分裂。不妨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无声的愤怒》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无声的愤怒》，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323—330。是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中的一个短篇。它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制桶匠依瓦尔年已不惑且身有残疾，却依然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星期六在制桶场加班，星期天为私人干零活儿。由于维持不了生计，他和工友们不得不以罢工的方式要求增加工资。老板拉萨尔并非坏人，他子承父业，不仅早就认识工厂里包括依瓦尔在内的所有工人，甚至常常显得十分和气。比如，他有时请工人在制桶作坊里就地便餐一顿，逢到工人有病或结婚之类的事情也会送上一份红包，他生女儿时还给人人都送过酒心糖。换句话说，这并非是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描画出来的资本家形象，而毋宁是一个颇有人情味道的工厂领导。但是，偏偏在处理罢工问题上，拉萨尔显示出了无比的强硬——坚决拒绝增加工资。在依瓦尔及其工友再次要求而遭否决之后，工人们被迫无条件地重新上工。于是，一种无可抑制的愤怒在这个木屑遍地的工厂悄然弥漫：沉默控制了所有人的情绪，工厂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恰在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突然传来：老板的爱女被人砍了一刀，生命危在旦夕！正处于愤怒中的工人完全被震惊了，惊讶、惶惑、焦虑、痛苦，空气似乎凝固起来，每个人都不由得去重新思索生命的真实，故事也由此戛然而止。
长空与荒原
《东道主》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东道主》，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331—340。（本节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是加缪的另外一部作品，因其篇幅与主题所限，同样收入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但在我看来，这篇似乎不大出名的小说，其思想价值并不亚于为我们所熟知的《局外人》。故事是这样的：小学教师达鲁独自居住在高原上的一所学校里，周围是乱石巉岩，除了学生这里经常是人迹罕至。正当寒冬季节，孩子们及其家长由于饱受饥寒之苦，偶尔会有人上来取有限的一点救济粮。但达鲁的状态似乎还不算太差。在普遍贫困的背景下，他虽在这偏远的小学过着僧侣式的清贫生活，而且也自甘俭薄，但还是鹤立鸡群，不免心中有愧：家中墙壁稍有粉饰，置有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书架衣柜都用白木料打成，院里有一口井，每周按时供水供粮。总之，拥有着一种虽孤单却尚能自足的生活。但是，达鲁内心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一个熟识的警察押送一个因家族纷争而杀人的阿拉伯人蹒跚而至，要求达鲁在次日天黑前将此犯人送到山对面的警察局，随后便独自离去。
于是，一个选择的难题摆在了达鲁面前。作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达鲁厌恶杀戮与犯罪；但在饥寒交迫的时代里，因求生本能而杀人者值不值得饶恕？作为一个遵守法纪与重承诺的人，达鲁没有权力释放犯人；但如果犯人私自逃走，这算不算自己的渎职？一旦达鲁明白自己无法解决这个困惑，他便陷入一种无尽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尽己所能地照顾着这个留下来过夜的犯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防着这个突然闯入自己生活的“异数”。这种相互冲撞的情感几乎让他无以自持，以至于“竟会幸灾乐祸地设想那阿拉伯人已溜走，因而自己无须旁骛或做什么决定”。（页336）可留下来的犯人却丝毫没有溜走的迹象，反而选中办公桌与火炉之间的空地，舒舒服服地躺下休息起来。到了半夜时分，与犯人同居一室的达鲁发现：“那阿拉伯人悄然而动……坐在床上，静静等待，并未将头转向达鲁，似在倾注全力辨听。达鲁不动声色：他刚想到，手枪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最好立即采取行动。然而他却继续观察这人犯，只见他仍然蹑手蹑脚，将两脚触到地面，只是还在等候，接着便缓缓立起身来。达鲁正想喝住他，他却行动起来，这一回动作自然却格外悄然无声。他朝通往棚屋的后门走去。他小心翼翼弄开门锁……达鲁丝毫未动，暗自想：‘溜掉啦！省掉麻烦啦。’不过仍侧耳倾听，鸡窝里毫无反应。那人大概已走在高地上。此时传来轻微的流水声，达鲁未解其意，只见那阿拉伯人又在门框里露了面，极小心地反锁了房门，悄然无声地重新躺下。于是达鲁也翻了翻身，睡着了。”（页338）这是犯人令人诧异的第二个可逃未逃的时刻。
次日，无可奈何的达鲁在押送犯人的路上，直截了当给后者指出了任他选择的两个方向：东方是通往廷基特的公路，走上两个小时后到达警察局，犯人可自行投案自首——这是朝向监禁的大门；南方是通往游牧部落的道路，行走一整天后会到达牧场——这是朝向自由的大门。从释放抑或囚禁犯人的矛盾心理中解脱出来的达鲁一阵轻松，他天真地以为已帮这位可怜可憎的阿拉伯人找到一条人生新路。但可悲的是，一切似乎没有丝毫的变化：“达鲁驻足不前，眼下日头高升，有些灼人。他折回几步，先犹豫，复果断，等走到山边，已是大汗淋漓。他紧赶慢赶，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南方满是石块的原野，衬着蓝天蔚为壮观；东方平原却已蒸发出一层稀薄的热浪。透过淡淡的雾，达鲁痛心地看到，那阿拉伯人正向着囚徒之路行进。……达鲁仰望长空与荒原，还有那通向大海的无垠大地。面对他一往情深的大地，这又是何等难耐的孤独啊！”（页340）
这些故事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工人与老板的冲突，这个本来发生于社会经济层面的简单矛盾，作家却以一个无辜儿童的受伤为触机，敦促我们看到生命另一个层面的真相：人对人的剥削未必只是一个发生于金钱领域的事件；在严格意义上，没有人会成为永恒的胜利者，脆弱与伤害无处不在。囚禁与自由的冲突更是一个持久的话题。达鲁的自由在于他拥有一点儿自我活动的空间。然而，一旦作为“异数”的犯人走进他的生活，那点可怜的自由立即烟消云散。押解还是释放，成了纠缠其心灵的一个梦魇。而表面看来，作为囚犯的阿拉伯人并没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可是，一旦达鲁有心让他逃走，他却偏偏有了足够的拥抱自由的可能。但残酷的是，所有这些可能一瞬间在犯人的自我选择中被击得粉碎——“那阿拉伯人正向着囚徒之路行进”。
我们自然可以无限评述这些故事背后的隐喻意义，但一个总结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实际上，所有这些意象、人物与主题，都在不同程度地追问着一个严峻的现代性难题：在无神的世界中，人该往何处去？可以认为，作为哲人作家的加缪，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虽不能算是福斯特意义上的“圆形人物”，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对“荒诞”的理解与解答。每一个形象都体现出作家灵魂深处的挣扎，拓展了个体生存的阈限。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哈姆雷特的这个问题对于加缪来说显得如此峻切，所以才要急迫地找到答案。这同时也说明，对于身处20世纪中期的现代人而言，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加缪看来，如果说“反抗”在现代历史中迷失了方向，其原因就在于失度，超越了其应有的边界。而欧洲人原以为可以和上帝对抗，现在他们意识到，若不想死，还得和人对抗；反抗者原来以为可以对抗死亡，现在却发现反抗的结果反而会制造别人的死亡。因此，恰当的反抗，其第一个价值就是给压迫规定一条界限。反抗者的唯一美德将是，身处黑暗之中而不屈服于黑暗的诱惑，束缚于恶而顽强地走向善。也就是说，反抗的现实性，必须建立在肯定生命的基础上，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对加缪而言，完全有尊严的生活是在充分认识到荒诞之后的为生活而生活。我们不应受到世界不可理解性与缺乏希望的打击，而应义无反顾地通过拒绝希望和肯定生命来确定我们的独立”理查德·坎伯：《加缪》，页75。。换言之，在两极对抗中获得恰当的平衡，进而回归原初意义的生活，这最终成为加缪思想的最后旨趣。
三
加缪一生都在追求两极的对抗与平衡。这一特性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线索之中。反与正（《反与正》）、流亡与王国（《流亡与独立王国》）、阳光与阴影（《婚礼集》、《鼠疫》）、孤独与团结（《局外人》、《鼠疫》、《误会》）、死亡与生命、苦难与幸福，等等，这些营造了现代人心灵氛围的字眼在加缪这里均有充沛的呈现。
阿尔及利亚提帕萨遗址，海洋之滨，神灵居住地
《反与正》不仅是加缪文学写作的起点，“反”与“正”也是其人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阳光普照寰宇的当口，一个絮絮叨叨的老人期待着死神的造访；在喧嚷嘈杂的咖啡馆，一个艳丽的舞女用跃动的肉体抗拒着寂寞的阵阵来袭；在万圣节的鲜花背后，一个无人理睬的妇人体验着被当作已死之人的感觉。终归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年轻的加缪让这股凉热交织的情感冲刷了他的一生。我们无法想象，那个为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而奋笔疾书的政论家加缪，是否也任由这股荒诞的泉水浸润自己的心灵；我们也无法想象，那个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侃侃而谈的加缪，是否也体验着这份无可解脱的矛盾情怀。我们能推断的只是，在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加缪依然在为正视荒诞、告别荒诞而不倦地思考着。当“反”与“正”的张力不断增大时，他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坦率诚挚地迎头面对，不惜冒着崩断生命之弦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