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鼠疫》中的“鼠疫”已不仅是一种具体的传染病，而成为多层面的象征。大体而言，分离、没有女性和死亡这三种象征性生活境况隐喻了苦难的无处不在。参考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页22。首先是分离的境况。鼠疫的肆虐使奥兰城成为一座孤岛。于是，亲属的分离、夫妻的分离、情人的分离等等成为普遍的现状，它们意味着隔离、封闭、囚禁、流亡和集中营。可以说小说中对种种生离死别的描写是着力而动人的，构成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篇章。正如加缪所描述的，“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法挽回的”（页102）。但也正是分离的存在，才让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团聚的必要与迫切，渴望幸福的欲望一点点地疯长起来。
其次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况。里厄医生的妻子在作品开头就离家出走，不久就去世了。朗贝尔的心上人始终同他分离。至于格朗的妻子，则早已离他而去，停留在他对往日的记忆里。作品里出现的唯一女性是里厄的母亲，但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没有女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失衡、畸形、苦涩，没有生机，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加缪的传记作家恰切地指出，“他永远不会忘却小说的主题是分离。在一座近似被围困的城堡里，妇女没有自己的位置。但是，由于妇女不在场，爱情这主题比在加缪大部分作品中更经常涉及”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页124—125。。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家曾借里厄医生的眼睛观察、体验与分享过“一个老公务员”格朗对爱情的渴望，而恰恰是这个细节让人过目难忘。这是在小说第四部，正当鼠疫的阴影最浓重的时刻，里厄偶然发现格朗正紧靠在一家摆满粗制滥造木雕玩具的商店橱窗前默默地流泪。“这眼泪使里厄大为震惊，因为他很理解眼泪里蕴涵着什么，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喉咙里哽着泪水。他这时也想起了圣诞夜不幸的格朗在一家店铺橱窗前订婚时的情景，那时，让娜仰着身子对他说，她很高兴。……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监狱、工作和勇气，去找回可人的面庞和柔情似水的心曲。”（页215）必须承认，这是一份艰难的见证，一份恶的肆虐对美的放逐的见证，一种因爱的缺乏导致的干涩的生命状态。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远离鲜花与欢笑的黑暗之城。
第三种象征性生活境况是死亡，它意味着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和彻底的毁灭，这是人之荒诞处境的核心，是一切苦难中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恶。《鼠疫》中写到许多死亡的场景，但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塔鲁之死，一是法官奥东先生的幼子之死。在作家笔下，塔鲁是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实人，一直与鼠疫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这依然是一次无法挽回结局的搏斗。我们透过里厄医生的眼睛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高烧和咳嗽的间歇，塔鲁还偶尔看看他的两个朋友，但紧接着，他的眼睛便越来越睁不开了，他那遭到病魔蹂躏的面容每次经日光照亮都变得更加惨白。……这个曾与他那么亲近的人的形体现在正被瘟神的长矛刺穿，被非人能忍受的痛苦煎熬，被上天吹来的仇恨的风扭曲，他眼看这个形体沉入鼠疫的污水，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次险情。他只能停在岸边，两手空空，心如刀绞，没有武器，没有救援，在灾难面前再一次束手无策。”（页230）
如果说作家对塔鲁之死的描写着重表现的是人之无奈的话，那么加缪对无辜孩子之死的刻画则侧重对“绝对的恶”的仇恨。一个足以让人心悸不已的死亡场景：“恰恰在此刻，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厉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声地呻吟起来。他就这样蜷缩了好几秒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暴风雨过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烧似乎退去了，把他抛弃在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沙滩上，他喘息着，短暂的休息已经酷似长眠了。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里头，发狂似的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那铅灰色的小脸流淌下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页186）
这是法官奥东先生的幼子垂死前的挣扎，加缪以近似笔录一样的方式让这些瞬间得以存留，残忍而真实。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个场景无动于衷。孩子，像百合花的蓓蕾一样缓缓开放的生命，曾经给每一对祈祷的父母带来无尽温暖的希望，就在这里，在我们的眼前，一点一滴地凋零。伸出去遮挽的手，擦拭掉无声的泪，都无法阻挡住哪怕是片时片刻。幸福，早已是如此遥远；生命的脆弱，却又是如此真实。当孤苦无告的眼睛抬起，谁又能不质问：上帝何为？！
是啊，在哀鸿遍野的人间，上帝何为？在追问这个问题时，加缪显然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我们已经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主题就是对现代苦难的透视。他终其一生思考苦难、写作苦难，要靠作品完成对苦难的征服。他做到了。正如茨威格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从艺术上看是一个悲剧，从道德上却是无与伦比的成就。这是因为他的一生是人对自己命运的胜利，是通过内心的魔力对外部生存的重新评价。”茨威格：《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页89。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着意描述、接受与超越的现代苦难究竟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人”的觉醒，经验成为认知世界的钥匙，人也借此得到了控制自然威力的秘密。宇宙不是由稀奇古怪的神灵所控制，而是由超越的上帝所掌管，是客观而可被人经验和理性掌握的。由于这信念，自然乃由神秘迷雾中解放出来，科学得以发达。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发现宇宙并非美丽而有情，却是荒凉庞大的无情物质世界，人在此不但渺小得惊人，而且是无比孤单，如帕斯卡尔所言，“人若非是无物，就是上帝”。人感受到自己的心灵如上帝般自由而有创造力，但在物质宇宙中却又如芦苇般脆弱。因此，人将一切价值和对事物的解释，化约到自然物质层面去理解——人的价值于是降而为物质。然而，人的本性中又有执著的内心需要，希望将世界事物永恒化、无限化、不变化，这些却与瞬息变化的生活现实产生矛盾，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一种伟大传统的断根人，是真正的俄国人，是过渡人。他们心里是开始的混乱状态，还背负着克制和没有把握的重压。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哪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也没有一条道路平整了出来。”茨威格：《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页106。找不到自己的本原，痛苦由此而生。这样，所谓的现代苦难就是失去灵魂之苦，寻找灵魂之难。
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出了自己的伟大。他的创作不仅限于让此世苦难得以呈现，他要的更是走出堕落的低谷，是要“为克服堕落而忏悔”。因此，他抗拒理性的僭妄，但绝不彻底放逐理性，“因为没有理性人类将无家可归”徐岱：《批评美学：艺术诠释的逻辑与范式》，页359。；他描述“地下室人”的痛苦，但绝不放弃灵魂的自由，而要选择苦难之后的自由。也就是说，“地下室人从他生活的环境中产生了反抗强加给人的限制的正确尺度；但是，抉择的经验令他去寻找‘全然不一样的东西’，首先去选择真正的自由”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页88。。这“另外的东西”就是基督。可以说，重新寻找基督的道路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痛苦所指引的解脱之途。
就此问题，加缪对陀氏虽有非常明显的参照，但结论却并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表明，苦难主题与总的道德哲学问题，即以遭受不该受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和谐值不值得，是紧密相连的。对于威胁人类的灾难是什么及来自何方这个关键性问题，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矛盾，却在晚年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中，都倾注了无可穷尽的天才去思考，并对“群魔”的历史面相进行了不懈的探究，显示出大无畏的思想勇气。然而，“加缪却回避对鼠疫面相的研究，他愿默然承认：人的认识是有限度的；人不可能得知恶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瘟疫本身没有得到研究：它来了又走了，既没有除去假面也没有向人们露出自己的真相”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页298。。这是加缪无可讳言的局限，也是他在思想上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原因。
然而，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加缪通过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创造者传达了另一种希望，一种不是来自圣灵，而是来自你我内心声音的希望来抗拒历史的疯狂和虚无，这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相对于扑朔迷离的“鼠疫”，这种人性的力量更加真实与具体。因此，在《鼠疫》中，加缪虽然没有探究清楚“恶”的本相，但他树立了一种克服精神危机、重新确立生存哲学、在艰难岁月中如何生活的信仰。这种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希望与信仰虽不如橡树一般高大英俊，却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扁桃树：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只需一夜的时光，仅仅一个夜晚，寒冷而纯净的夜晚，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随后，我便会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以及海上的风，这使我赞叹不已。加缪：《夏·扁桃树》，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209。
或许，这一象征就是加缪提示给我们的极限处境中的选择。或许，还会有无辜的孩子在默然死去，还会有莫名的灾难在某处降临，但是，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加缪在《鼠疫》中给出的答案也正在于此。
综合来看，《鼠疫》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苦难的参照，一种基于荒诞的人世生存的真实，一个体现出人之伟大的反抗的姿态。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是一部寓言小说，多重的寓意让它呈现出复杂的生命景观，而“鼠疫”最重要的象征含义正是肆虐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作为对现实的写照与对存在的描画，《鼠疫》将文学中对“恶”的呈现推到了一个高峰。但与此同时，作家也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正视现实的答案：群体反抗。这里的主人公不再像默尔索那样在漠然中抗拒着真实，而是勇敢地组织起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坚信，单独幸福会令人羞愧；他们主张，每个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都负有责任，没有人可以逃脱。或许，里厄医生的话正好代表着作家加缪的信念：“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页211）是的，且让我们铭记小说结尾处作家的宣言，因为这似乎已是一个久违的声音：“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情。”（页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