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我小时候还贫穷还饥饿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大伯养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之后，实在穷得养不起李振声了，他决定将这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伢送给李村的李善房，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当个人情送给李家。可谁也没料到，那李振声一生下来就是念书的料，一路念书一路考第一。大学毕业后到广州混来混去，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几年工夫就当了个经理，挣起了大钱，连带着李善房一家也跟着发财啦。可我大伯呢，三个女儿不争气，一一嫁到了隔壁村，过起了跟我大伯母没两样的生活。按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可以指望，却没想到，那儿子高中没读完就跟着村里人到外边打工，一年不到，就在城里跟人打群架，生生被人捅死了。所以，我大伯指望后代改变命运的梦想从此破灭了。
李振声在被李家养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回过我大伯家，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瞄过我大伯一眼。我大伯有好多次，找了点借口到李村去，绕到李善房的屋前。李善房让是让我大伯进屋了，可是，却没让我大伯见李振声。李善房总是借口说李振声到小河边看书去了，不在屋。其实就算李振声在屋，他也不会探出脑袋来。李善房还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儿子是个怪胎，除了书上的字之外，谁都不想看。最后他把我大伯送出门外的时候，还很严肃地对我大伯说，以后不要来看了，这样的怪胎，送人就送人了，没什么可值得看的。那个时候，李振声早已经名声在外了，他在我们村里考县重点，分数出奇的高。李振声不仅是老师的骄傲，更是李家的珠宝。李家就像捂着一颗珍珠一样，将李振声严严实实地捂在家里，不让我大伯接近一步。
我们总是听到我大伯骂李善房没良心，当初是看在他家没有一口男丁的分上，可怜他才把儿子送给他的。连亲生老子看一眼都不让，这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人啊？
我大伯后悔死了。他说，当初就不该做这个人情的，亏大啦！
要知道，我们这个村，跟中国千万个自然村一样，除了盛产贫穷之外，还大量地繁殖人情，过节走乡串亲的队伍是非常壮观的。过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最隆重的节目就是“炮期”。“炮期”这种传统风俗，是以每个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一种集体大串门。轮到哪个家族摆“炮期”，乡邻们就会拎些礼物来赶“炮期”，吃肉喝酒，当然，更大的意义在于联络感情。比如说，按照约定，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我们廖姓家人的“炮期”，那一天，我们廖姓家人就开始张罗了。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席，在晒谷场上从早摆到晚，只要有人来了，就开一桌。谁家摆得多，就证明谁家人际关系好。就好像收获季节，谁家晒谷场谷子堆得多，谁家就收成好。所以，“炮期”往往成为各家各户收割人情的时刻。
在人情这块大土地里，我大伯可以说颗粒无收。因为他早已经无心耕耘，远亲近邻之间杂草丛生，都长出了隔人的篱笆。我大伯认为，做那些事情有卵用，死去的儿子也活不回了，送人的儿子也要不回了，做来干屁啊！
不过，在村里人眼里，我大伯不爱做人情主要是因为他太精巴了。别的不用说，单是到菜园里看，你就能感觉到他的莱园是用精巴做肥料的，那些植物结出来的果实也是精巴的果实。每一寸土地能利用上的都利用上了，密密实实的。站在那上边，仿佛脚下布满的根须都是一个个饥饿的婴孩，争相吮吸着每一滴乳汁。在菜园外边，冷不丁你还会发现，那里竟然种起了一棵高高的小树。起初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某一天，几只石榴神气地挂在小树上，张灯结彩的，不消细看，在那几只果上，都画着一个歪歪的“龙”字。
我大伯叫廖廷龙。廖是我们村的大姓，“廷”是族谱里的辈分，只有“龙”字是区别于他跟我父亲、我堂叔这些同辈的字。所以，在石榴上画“龙”字，谁都混淆不了，那就是我大伯廖廷龙的石榴。
不仅仅是石榴，我大伯总要给自家的东西都做上“龙”字记号，生怕那些东西落到了别人手上，自家不认自家了。斗篷、雨靴、箩筐、饭碗等这些日用品自然是“龙”字号的，鸡鸭鹅牛等家畜身上也早早地漆上了“龙”字。更可怜那些应季的瓜果，长到鸡蛋大小，我大伯就用耳掏的另一头，在它们身上画上了“龙”字。这些有着记号的瓜果们，在“龙”字的捆绑之下，一点一点挣扎着长大起来。我大伯似乎将这个“龙”当凭证，有凭证，东西有根了，就都跟着他叫廖廷龙了。
我大伯的精巴是出了名的。倘若有人路过一个菜园，渴了，扯下一根黄瓜来，恰好园主人看到了，那人就给自己台阶下——这黄瓜怕不是龙字号的吧？或者我们这些小孩子，稀罕地分到一点糖果，人家要，不给，人家再一说——你姓龙的？就不好意思了，心不甘情不愿地分给了人家。
关于我大伯喜欢在庄稼、牲畜上做记号这些事情，村里的人一旦说起，就好像在扯地里的花生一样，一扯就能扯出一串来。扯出来的这些事情，枝枝叶叶，大都围绕着我大伯那个送了人的儿子。
丢，有本事廖廷龙在他儿子身上也写个“龙”字？
他能要回李振声，我把卵割下来送给他！
过年的时候，人们认出了李振声的小汽车开过我们梅林村，一个刹车也没留下，直接往李村开去了。我大伯就被围观的人嘲笑起来。他们怂恿我大伯在李振声那辆黑色的小车上，画上个“龙”字，那样，谁都抢不去啦。我大伯像那头他经常牵着的、身上用白油漆刷着“龙”字的老黄牛一样，沉默地、眼睛朝下地扫来扫去。最后，他只好靠到矮墙角，用背蹭了蹭痒，把烟掏出来，似听非听、不远不近地，听着人群议论起他的儿子李振声的钱财、大方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总让我大伯肉痛好一阵子。
基本上，我大伯打我大伯母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大伯肉痛。每次我们看到我大伯从屋里扭着我大伯母往晒谷场上打，我大伯母都无声无息，仿佛我大伯的手拍打的是我大伯母多出来的那个影子。直到有人去劝我大伯住手，追问之下，我大伯母才伤心地吐出几句话。唉，谁都清楚，说来说去，都是些小事，不是我大伯肉痛那条因为没藏好被猫叼走了的腊鱼，就是肉痛那坛酒糟放多了做坏了的米酒。遇到这样的小事，我大伯的肉痛就像病一样发作。我母亲事后总是劝我大伯母，随他，随他，把儿子都送人了，还发了大财，他不肉痛谁肉痛？这样一劝，我大伯母也就默认了。
三
一个冬天的夜晚，李振声忽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每天出入的档案库里，一直躺着我的堂哥李振声的档案。躺了十六年了，就在L柜，Z栏，S列。
我说过，我对命运的事情总是尤其敏感。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孩子，得以离开那个穷乡僻壤来到这个大城市，是我，而不是隔壁跟我一起玩大的廖团结，这就是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把李振声的档案躺在我办公室这件事情，同样看作了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可以借此机会跟李振声联系上，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做做人情。可是我父亲和我大伯却不这么认为。当得知李振声要我帮他转档案的时候，他们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血缘的、不可逃避的关联。
李振声在电话里约我到天河城见面。他说那里有一家日本料理，菜品不错，环境很好，我们到那儿聊。说实在的，我有些紧张，好像被一个大人物接见。
去之前，我把我们约见的事情打电话给家里通报了。那样，我就不是一个人去见李振声，而是带着我们廖姓家族的人一起。我大伯和我父亲一左一右地坐在我两边，我们三个人成一排坐在沙发上，对面是我那成功人士堂哥李振声。
大概是出来时间太长了，李振声的管山话有点失灵，他一会儿管山话，一会儿普通话地跟我讲话。这样，他一个人仿佛变成了两个人。正如我听人讲过的，李振声的口才很好。我母亲早就说过，一张利嘴走遍天下。我的堂哥就是用一张利嘴混成了广州的富商。
李振声长得一点不像我大伯，倒有几分我大伯母的影子。最突出的是那口稍微暴露牙龈的牙齿，不说话的时候，微微做出抿嘴的努力才能将牙齿全部覆盖起来。由于我大伯母不怎么爱说话，她长期抿嘴的姿势就成了她嘴巴的形状。李振声爱说话，所以每当他抿起嘴来，我都觉得他在努力地朝我大伯母的嘴形靠拢。
李振声不仅不像我堂哥，他连管山人都不像了，他很像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我早就发现，就算广州外地人多得满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们相互之间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本地气息。那气息跟李振声极其相似。他们貌似随便的衣着其实暗地里很昂贵，他们貌似待人很热情其实暗地里画着距离线，他们貌似很随和其实暗地里瞧不起别人，他们貌似平庸其实暗地里却是极其有来头的人……李振声也是这样的。当他随随便便地往沙发上一靠，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用眼睛看着我，却正好把一根线画在了饭桌的一半距离之处。这饭桌倒很像每天我坐着的柜台，一半是顾客的领地，一半是我的。我和我堂哥就透过这柜台上一个无形的窗口谈话。
我果然没有猜错，李振声要转走档案。他告诉我，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公司里干，刚开始由于频繁地换公司，档案居无定所，转来转去也嫌麻烦，只好托管到人才交流中心，这一托管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来也没想到过用档案，也没什么大碍。最近，政府物色他到建设领域的某局当一把手，已经开始操作调动了。这个时候就想到要档案了。
“当公务员跟在公司就是不一样，所有证件齐备了，审查完，才能上任。你都知道的，公务员总是不自由的。”李振声几乎花了吃饭的一半时间跟我讲公务员这一行当的热门，为了说明他之所以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而跑到清水衙门去的原因。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算，如果我将他的话都转达给我父亲和我大伯听，他们一定会觉得这孩子脑子出问题了。他们只要听说当了公务员每月工资就降低好多，一定打死都不会同意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李振声找我的重点。他的重点在我们将各自面前那一壶温热的日本清酒喝光之后出现了——李振声提出要亲自把档案带走，而不是用机要递走。经验告诉我，那份躺在我单位L柜、Z栏、S列有着一个固定编号的李振声的档案里，沉睡着一个定时炸弹，沾着一个迫切需要清理掉的污点。那一定是过去的李振声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关于这个秘密，李振声只说那是在大学时候犯下的一个错误。那时候他跟所有男孩子一样血气方刚，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等到做下了，后果出现了，已经来不及啦。那个学生处的老师指着他的鼻子说了一句——记过处分是小事，记在档案却是一件大事，白纸黑字，一辈子都涂不掉的！
大概由于那一辈子涂不掉的白纸黑字，李振声像抛弃手足一样将档案抛弃掉了，将此后的人生及时地关闭在档案里。要不是他步入中年得以成为国家干部，他一定会将那份记录了自己某次耻辱的档案变为“死档”。在我们的档案库里，这样被人终生抛弃的“死档”并不少。
即使李振声不是那个刘长武，他是我大伯的儿子，是我亲亲的堂哥，也是我们管山人的骄傲，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当我表现出为难的神色时，李振声却表现得很有耐心，他说：“不着急，回去慢慢想，调档函要到过完年后才发，还有时间。你回管山过年吧？”
我的堂哥果然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像刘长武那么猴急，更没有刘长武那么暴躁。他将事情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可这种轻描淡写竟然有千斤之力压在了我的心上。
分手之前，我终于开口问李振声有没有回去看过我大伯？
李振声看着我，想了想，仿佛明白了些什么，回答说：“要是你今年过年回家，我们一道去看看吧。”
年前，李振声果然说要驾车回管山，约上我一道。我很犹豫，我还没有想出能帮他转档案的方法呢。可是我的父亲却坚持让我跟他一道回，他说：“李振声跟你一道回，就是要来看你大伯。你大伯这辈子就盼这一天了，你不帮他谁还能帮他？”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朝我父亲吼了起来：“我帮个卵啊，我又不是玉皇大帝，说能帮谁就帮谁，他那么有钱都不帮帮我们，我的饭碗不保谁帮我？我买不起房谁帮我？”自从我到城里工作以后，我的父亲就没再大声教训过我，他既帮不到我也管不了我。于是，我父亲在电话那头就没声气了。
坐上李振声那辆黑色奥迪车，我听他说有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看起来，他对这条路很熟悉。我坐在副驾位置，这样，我就感觉我的堂哥跟我并驾齐驱，一起翻山越岭，往家乡开去。
一路上李振声倒跟我说了不少他在广州的事情，广州的房地产生意、广州建筑的优点缺点，等等。他那很放松的神态和语调，仿佛伸出了一只不远不近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让人亲不起来，又冷不下去。
没话题了，李振声就教我看车。春节期间，每一条公路都虫子一样地爬满了往故乡赶的车。我算是领教了李振声的本事，几乎每一辆车他都能认得清清楚楚，牌子、型号、功能、价位、品质等等，只要一辆车出现在车窗外，他就会很快地将那辆车搞得清清楚楚。更厉害的是，他还将人家的出处都认出来，凭借车牌，他可以准确地告诉我，这是长沙的，那是九江的，这是徐州的，那是江门的……就算一个地图上很不起眼的小城市的车牌他都没弄错。
最绝的一次，李振声指着前面一辆银灰的丰田车，我一看是“粤A”的车，忙抢着说，这不就是广州车吗？他笑了笑说，是广州市政府的车。天啊，他连人家单位都弄得清楚。他告诉我，广州那些军区、武警、政府、公安、消防等单位的车，都很容易识别。
这些车在李振声的眼里仿佛都不是车，而是一个个路人，贴着标签的路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个性等等，他一眼能将人家的老底翻出来。他认车的时候，像极了我每天到档案库里找那些贴了编号的档案袋，几乎一眼就能知道它的出处了。
回到梅林村，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按照地面上的积雪，我断定雪是不久之前停的，车轮不时被厚厚的积雪弄得吱吱响。
李振声将车直接开到我们家的晒谷场上，来路留下一道很深的车痕。我们家那条养了十三年的老狗，一边吠着一边跑到那些车痕边嗅来嗅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广州的气味，它兴奋地喘着气，在雪光的照亮下，可以看到它干瘪的肚子一下一下地起伏不停。
堂屋的灯亮着。我还没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我父亲已经走到了车边。看到他，李振声礼节性地下了车。我注意到他没称呼我父亲，只是很冷地跺着脚、搓着手、抖着身体、吸着冷气，做出一副热烈地要将这寒冷抖掉的动作。在这一系列动作里，顺带朝我父亲点了点头。
我的父亲一贯是个很有霸气的农民，他在我们村里的声誉很高，面子很足，但他此刻却变得有些笨拙，不知所措地说了句：“来家啦。”
李振声又哈着冷气，唉了两声，算是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