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吓了一跳，围着灶台左右前后瞅来瞅去，很悬奇怪地：“哪儿出油呀？”
“松辽！松辽出油啦！”黄汲清一边乐一边将老伴一把从厨房里拉出来，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图铺在饭桌上：“喏，这儿出油啦！”
老伴这才恍然大悟：“就是前些年你说有油的东北那块地方？”
“没错没错。可过去我一育是预测，现在油真的从地底下冒出来了！龟儿子哟，听说那油冒得老高老高喔！”黄汲清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嚷着，“有油了！这下我们不缺油啦！噢，油浪滚滚哟……！”
“爸爸，你别嚷嚷r好不好！”大儿子突然从自己的房间冲出来，双手捂住耳朵叫了一声，然后又转身把房门“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油，油油，我听到这个字就烦！”里屋，儿子又愤怒地喊了一句。
“这个小子，他发啥子神经啦！”黄汲清不知咋回事，方才的兴头一下没了。
老伴顿时捂着脸，低声抽泣起来。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黄汲清急了。
“大学没录取他，学校说他思想右。把他分配到京郊昌平的一个山沟沟。”老伴长叹一声，指指旁边两个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说：“这不，明儿一早他就得去那儿报到。”
“说他思想右？他才几岁呀！”黄汲清火了。前年“反右”时他就因为说实话吃够了苦头，有人差点给他戴上一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帽子。后来虽然何长工拔刀相助，可如今“漏划大右派”的阴云仍尤时无刻不在头顶上晃悠。儿子才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思想右”嘛！不可思议。
黄汲清有三个子女，一安二予。老大是女儿，叫洁生，老二是儿子起名为浩生。最小的也是儿子叫渝生。三个孩子都生在重庆，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与动荡年代，黄汲清用“浩劫余生”四个字给儿女起名，意在让后代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岁月。要说命，大儿子浩生算是最不好的了。当年生他的时候，黄汲清夫妇剐从南京迁移到重庆北碚，日本人的炸弹成为小浩生的“催生婆”。半岁时，一场肺炎差点使小浩生夭折。幸亏父亲到一位留洋回国的医师那儿耍回了一个药膏。小浩生自幼聪明，十二三岁就给人科学家的父亲装了台小收音机。黄汲清一生关心时事政治，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就是通过儿子装的那台小收音机知道的。1954年全家搬到r北京。正在上初中的浩生听说北京四中好，一考便被录进了四中高中班。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的清华大学生。浩生继承了父亲的血缘，学习成绩好，说话办事直爽，是班上的学习课代表？共青团员。后来“反右”斗争的风暴也刮进了学校。刷组织让每个团员写“交心”材料。浩生对当时两件事看不惯，一件是学校操场上摆满了小锅炉，让学生上课时间去炼钢；一件是有位教课很好的物理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把对这两件事的看法写进了“交心”材料，并交了上去。1959年元月．高考开始，浩生充满信心地报了清华无线电专业，并且考了很不错的分数（数学得了100分，这个分数黄浩生本人当时不知道）。可是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而一些分数比他低的却榜上有名。浩生急了，问班主任是息么回事。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说了…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再没理他。后来母亲得知后找到了学校。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母亲听后吓了一跳，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面发话对中学生也可以划右派，那黄浩生肯定是头一个。就这样，“漏划大右派”的“右派倾向”儿子，最后被分配到京郊昌平当了一名山区老师。
“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艺儿！”黄汲清又要骂人了。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艺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的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从那起，大师的心中一直是十分的痛苦和忧郁。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空间了。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而黄泼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抱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黄汲清一直到临终，他总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害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脾气有点那个，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叉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甫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底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足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十米的顶棚散落着柬束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老大备课、儿子写作业用的桌了_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中的高中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靠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房，故这所中学成r他惟一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他的拐杖支撑不了那些有楼房的教室。
黄浩生老师告诉我，他在京郊昌甲的一所山村中学呆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灿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丁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上路和青蒿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西照的晚霞偷偷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足父亲的血统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欧几里得的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于的春天来到r。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iF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1985年，44岁的他叉通过自学考上r北师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面），他与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当一名大学生。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三十年。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着。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要感谢他，是他的刚强性格、面对任何困难而不被屈服的乐观向上的气质，探求真理、勤奋好学的家风影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高山被无情地填塞相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只因“阶级斗争为纲”，一夜间，友人反目成敌人……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属一个人。
1964年4月加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周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两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一。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喜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作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人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周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剧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巅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出现旷日持久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阿，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r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却付出了不堪同首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发臭的垃圾推进垃圾筒，或者干脆挖个政治的坑给埋起来。
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头脑中有过多的敌人。他在国际事务中把“帝国主义”的概念无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国的极度孤立；在国内，老人家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昀当权派”和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