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章鸿钊即应邀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字，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儿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遭：“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J-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酌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用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本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灏。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回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她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翩。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o店猿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投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属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查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壹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薪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翦全部保留了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源渊，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属于过地质调查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属于章、丁、翁、李（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其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灏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俩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狠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本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杜1974年翻译出版的一本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恩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扛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周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入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来为拯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巅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查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人贵州境内，另一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在当时地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诬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剐憨相——邓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调查，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曾时而并肩同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入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惨遭土匪残害而死。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他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兑死顶住。土匪嚎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放，甚至把身体一起贴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砰砰”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惨倒在血泊之中。噩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完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翻山越岭进人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汇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之时，黄汲清的勤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德淦莫属！”丁文江在翁文灏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投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耘在科学研究之中，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一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叠”的美名。
1932年夏，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瑞士留学。先人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专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E．Argand。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此时得以在欧洲大地熔炼深造。1935年，他的那篇用法文写的博士论文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地质研究，在四十多年后国际地科主席RudolfTmmpy教授访华时仍称其“至今依然有重要价值”。
或许是当年在北洋大学那份从政之心尚未泯灭，或许是在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十年后黄汲清更理智而并从科学的高度认识刭了4个国家的兴衰与能源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1935年秋，他在以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获得理学博士后，毅然把自己的科研耳标拨向了石油地质领域。为此，黄汲清不惜因贫困潦倒流落异乡之险，带着在瑞士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个钱，远涉重洋，抵达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石油工业与石油地质考察。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自己掏钱选择当时已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堀起的以石油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科学家。
美国先进的石油科学革命，使黄汲清大开眼界，他像海绵似地汲取着这里的石油地质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地质学界老前辈舒各特教授的推荐与介绍，黄汲清得以在海湾石油公司、联邦地质调查所和俄克拉何马城油田等一大批知名石油公司、油田及石油研究机构作全面、详尽的考察、取经与交流。这段经历，使黄汲清领略到了西方石油业的先进水平，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国境”在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度里的真实体现。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大师总对舒各特等美国科学家的无私与坦诚深表敬意。
1936年1月，当黄汲清回到祖国，他供职的那个地质调查所，已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下，从北京搬到了南京珠江路942号，并改称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仍由翁文灏兼任。雨黄汲清的另一位恩师、中国地学界第一代开元宗师丁文江大师却在查勘湘潭煤矿途中，不幸煤气中毒，猝然长逝，年仅49岁。
丁文江之死，使中国科学界和政界瘸失一颗光芒照耀的巨星。当时的地学界领袖人物翁文灏痛不欲生之余，更担忧自己与丁文江一手创办起来的地质调查所及中国地质业的前程。在这之前，翁虽名义上仍挂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实际已基本不管事，翁此时已升迁为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平对地质调查所的事都由总地质师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死于1月5日，死前他对地质调查所谁来接任问题曾对好友翁文灏和胡适有交待，丁推荐黄汲清，翁对此也十分赞成。因此黄扳清一回国，已是中央政府高官的翁文灏便找他谈话。
“德淦，丁先生突然去了，我在政府里又腾不出身。地质调查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年仅32岁的黄汲清一听，忙惊恐地连声推辞：“不可不可，所里有谢家荣、王恒升一批大才大智者，德淦我年轻才浅，实不敢担此重任。先生还是请别人吧！”
翁文灏语调深重地：“如今日本人已经侵占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而要重振我山河，高不开矿业发展，而在这个当口，先生走了，你我自当勇挑重任。再说，这也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丁先生生前的遗愿。”他流着泪拿出丁文江给胡适与他的信件。
黄汲清听到此处，早已泣不成卢。
“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先生的未竟尽事业进行到底！”黄汲清如此发誓。
黄汲清断然投有想到，他的这一“发誓”，三十年后的一场“革命风暴”差点把他打人地狱。道理很简单：“造反派”认为，这是黄汲清“效忠”国民党政府的“铁证”。而地质调查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黄被看中当这个“情报部门”的头目，不言而喻，肯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此三岁小孩也会明白的推断，你黄汲清不打倒还打倒谁嘛！你黄汲清还有什么资格沾发现大庆油田wJ光？这是后话。
轮到黄汲清出任总地质师和所长时（1937年，翁文灏辞去所长之职，黄正式任所长）．中央地质调查所完成北京“周口店猿人”和焦作、山西大同等一大批矿山资源与考古的重大发现，成为跻身于国际科学界的知名地学研究机构。当时根据日寇侵毕、我国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来援助被全面封锁的情况，黄汲清把在本土上寻找矿产资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重点。
石憎呒疑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浙江兴县的油苗发现。长兴油苗是在1934年一个煤山矿井中发现的。当时有位叫陆贯一的工程师对此进行初略研究后，便在报纸上大吹特吹，说是“中国发现了大油田”。翁文瀑闻讯后，高兴得不得了，调来车辆前去考察，结果差点把命都送了——中途他的轿车撞在树上，造成头部重伤。惊得好友丁文江忙不迭地在《独立评论》上写了篇“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翁泳霓》（翁的字号为泳冕）。长兴是否真有油，黄汲清对此极为关心。翁文灏与他谈话过后没几日，他便约了盛莘夫、崔克信两位地质学家专程前往。经过几天调查研究，黄汲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虚假的“喜讯”。因为像长兴这样的煤炭地层，不可能有大的或较多的石{由储藏可能。
长兴“石油”虽然扫了国人的兴，但黄汲清对西方人断定的“中国贫油”之说则更加置疑，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质构造，特别是盆地构造，与美国的几个油田十分接近。难道真是“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吗”？黄汲清不信。
1937年，在34岁的黄拔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出现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这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入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现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开展，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方造成了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连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属雏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此事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以为我们的国土上是否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史悠明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