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氢弹、原子弹）的上天，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只知道一个李四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从1959年9月26日，地质队员和石油工人在松辽盆地“松基3号”打出第一口自喷工业油井至今，给共和国命脉注射了源源不断血液的大庆油田，它一直以骄傲和响亮的名字，向世人光耀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三十五年，直到临终前的八十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粱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妤奇地问栽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
他？不对吧！是李四光发现的嘛！朋友们都这样冲着我说。
当时我没有反驳，因为关于这件事要讲的话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推倒在人们心目中树起了几十年的一座丰碑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誓要把新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旷持时间最长，也是最大的一次名利之争的内幕和盘托出，让人们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和头号功臣！历史已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现在该到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都说名利场上的纷争，充满了险恶与你死我活的残酷。那么，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层是否也概莫能外的惊心动魄呢？
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
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9l岁高龄的中共优秀党员，我国一代科学宗师，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于1995年3月22日2l时55分猝然与世长辞。
大师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今，捕别这位先逝的大师，我只得去寻求那沉苍的历史井与之对话——1963年l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布：申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洧，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瞎说）历史的错误便从此而开始。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敞着外衣，大步走出“菊香书屋”，朝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招招手：“银桥，今晚弄碗红烧肉，好久没吃了，我有点馋了呐！”
卫士长一听蹦了起来。哈，主席要“开荤”了！这三年多来，老人家为了给全党作榜样，第一个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提出不吃肉和减工资。那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的年头。眼下，老人家要“开荤”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从困难中走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卫士长想到这里，立马兴奋地向毛泽东行礼立正：“是，我马上就去办！”
是的，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将头颅微微仰起，耶双横扫千秋叶的目光投向了万里无云的晴空。
就在方才，他在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示，可以把中国人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秘密”公布于世了。
十天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站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向来自各族的人民代表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庆油田！与此同时，他自傲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自给，中国人民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洋抽”时代，将—去不复返了！
这是何等激奋人心的喜讯！当时参加人代会的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周恩来的话音刚藉，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不停地擦着热泪。打这天起，二届四次人代会几乎成为议论“大庆油田”的会。代表们在会上议论，会下议论，不少人就连梦中都在不停地喊“大庆”“大庆”的。
先前的议程不得不被打乱了。大会主席团应广大代表的要求，特别请了石油部负责人作了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
于是，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庆油田是怎样在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下从地底下冒出石油的；于是，“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开始涌进了领袖毛泽东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目。
于是，石油人和王进喜在毛泽东与人民代表的掌声中成了万众注目的功臣。
或许就在毛泽东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时，我们的领袖和人民代表谁也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另一些人，此刻心头却是酸溜溜的。
他们就是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这中间包括人大代表、当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学部委员（他是1956年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
这这……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油田，咋功劳没我们的份呢？这不公平！
地质部的人急了。可又没谁敢跑到主席台，跑到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这不是在党的面前抢功吗，不行不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可不说心里又窝得喘不过气呀！
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气不打一处地说：“毫黄呀，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最清楚，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连个名都小沾呀！你得出来说！”
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对来者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惊讶。他抬抬鼻粱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它的什么都不重要。”
“哼，真是个‘老右’！”来者一听话不投机，扔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便走了。
黄汲清淡淡一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万没想到，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
“老黄啊，你是搞油的地质专家，大伙都想昕听你们是怎样发现大庆油田的，呆一会儿你好好讲讲。龟儿子，咱们中国人再用不着怕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锁了！”廖苏华临别时，重重地在老乡黄汲清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脸上堆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
这可咋办？黄汲清急坏了。让我讲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直说，说是我们地质部布置的普查工作？说是我们地质队员先在松辽平原上找到油田，打出油井的？这一讲，不是跟石油部唱对台戏，不是在毛主席面前跟别人抢功吗？可要是不讲，咱地质部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白干了；．黄汲清坐不住了。凭他的性格，他是个科学界出了名的敢说实话的人，可打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以后，他这位“候补”右派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权利了——尽管他还是个人大代表。谢家荣（黄的好友，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不照样被打成大右派嘛！莆汲清这么想着，心里就越发没了主意。
这顿午饭他没吃好。饭碗一搁，就一个人从会议住处溜了出来，直奔部机关，找到了老部下，当时的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李奔是大庆油田发现初期的一线组织者）。
“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呐！”一向办事精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
“得快拿主意，下午人大小组会上我是推不掉的呀！”黄汲清急得直搓手。
李奔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何老头，他在中央呆的时间长，处理上面的事，一定有经验。”
“何老头”即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此事非他莫属。走，我们一起去找他。”黄汲清不客气地拉着李奔就走。
何长工，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他就是红军军长和军政大学政委，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那时在何长工部下还只是个小营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低潮时，“朱毛”井冈山的会师，使整个革命斗争运动从死亡线上获得了出路。何长工是此次“朱毛”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仅这一点，何长工敢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毛泽东为“老毛”，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在所有中央高级卜部中是独一无_的。不过，这位中国革命的元老、毛泽东的同乡，却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过重用，尤其是解放后，毛泽东开始让他当重工业部部长，后来改任地质部副部长。据说不了解内情的人经常为何长工抱不平，说你何老几十年为毛泽东打天下跑前跑后的，怎么官位越当越小呀！何长工心里有苦不好说呀！那年长征路卜，张围焘这家伙蒙骗了一大批人，我老何也给骗了，竟然给姓张的投了一票。后来事情当然过去了，可毛泽东心---直记着呀！好你个何长工，当年连名字都是我给你改的（何长工原名叫何坤）．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你就不跟我毛泽东走呀！为这件事何长工懊悔了一辈子，可早已既成的事实，懊悔也没用。“老毛”始终没放他一码呀！
老革命家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一直“官运”不佳。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和有功之臣，再加上许多人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何长工到地质部后虽说是个副部跃，但论资格中央上下没几个可与他相比的。他老人家到中南海走～趟，只要开口，就是那些副总理什么的也都会买他三分账。地质部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对何长工十分怀念，重要的原因是何长工为地质部的早期建设所出的力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譬如现在的地矿部部机关地址在阉市西四，你稍稍注意一下，现在有几个中央部委的办公地方可与地质部那么好的部址相比？再有，北边的地质大学校址，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当年也都是何长工手指一戳就定下的。
五六十年代，地质部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声誉，当与何长工在位密不可分。
黄汲清拉着李奔去见何长工，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别人在中央面前办不到或者不好办的事，何老头子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可他们偏偏忽视了何长工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跟“老毛”撞车。
什么．大庆油田？哎哟！何长工一听这就懵起头来。大庆油田是“老毛”睡觉也在抓的事，如今油田找到了，石油部的领导成了毛泽东的红人，你们要我到“老毛”面前说大庆是我们地质部找的，这要让“老毛”对我何长工怎么看呢？
“唉，老黄呀，你看怎幺说好呢？”
黄汲清朝李奔瞥了一眼，又瞅瞅何长工，心想你大部长一个都觉得不知咋办，我就更没辙了。
临别时，何长工支着拐杖，拖着那双跛腿出来送客——那是井岗山游击战时给这位老战士留下的终身纪念。1952年8月的一天，身为共和国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被主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叫了去。薄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这事来得太突然，何长工不禁拍拍这双革命战争留下的残腿，大声嚷了起来：“让我这个跛子去爬山越岭？不成。一波同志你知道，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讲个价，让我到机械部什么的去干？”“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薄一渡叉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丰席提的，主席已经点头了。”又是“老毛”。何长工不说话了。
这件事，黄汲清和地质部的许多人后来都听说过。望着这位踱腿老将军那阴沉的脸，此时的黄汲清心头不免涌起一丝怜惜，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对这位老革命家的一层特殊的崇敬之情。
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掰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次区域地质调查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与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时血还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韵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仞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的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们和黄汲清～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致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致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饮怨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比起谢家荣，黄汲清可谓碰到了好运。论“罪状”，黄汲清与谢家荣差不了多少。巧在12级台风般冲击下，黄汲清得病住进了医院。身为党组书记的何长工知道后断然挥了一下他那老将军的手，说：“有病，就好好住院。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出院，不要着急。”有“老头子”的这句话，谁还敢动黄汲清？这一“病”就是半年。1958年6月赞汲清出院时，反右斗争已近尾声。何长工叉“像模像样”地把他叫到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一通深刻批判，郝顶“右派”帽子就这样搁在了一边投动。黄汲清的头上总算轻松了一些，可他的嘴巴从此也被封住——“漏画大右派”的尊称--壹像大口罩似的贴在脸上，使他不得在言行间有丝毫可以袒露真实自我的余地。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他尽管还是名誉上的全国人大代表（一、_、三届），然而政治上实际已死亡。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罩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