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业萧条的经济危机浪潮之中，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股“暖流”？其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无非以下两点：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经济萧条时，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寻找精神慰藉来缓解心理压力，完全或部分得到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满足。二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与物质生产相比，以精神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创意产业，其实并不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因而经济危机时期物质生产的下跌，基本上不会影响文化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的高度需求，一方面是生产的不受影响，两者的结合就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所以，在经济危机之中也潜伏着难得的机遇，如果政府和国人能够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适当增加投资，将能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经济经历了强烈的衰退，但韩国政府发现失业者纷纷通过购买影碟找到安慰，电子游戏产业由此迅猛发展。于是韩国政府抓住这一机遇，投入大量资金将韩国影视剧翻译成其他语种在东南亚国家播放，带动东南亚各国购买韩国产品，进而拉动了韩国旅游业的发展，为韩国总体经济的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专家做过估计，2006年日本的电影票房是15亿美元，印度的是17亿多美元，而中国的不过5亿多美元，到2008年也只是6亿美元。这与我们文化大国的身份显然是不相称的。如果我国政府在这4万亿中拿出一小部分，投资于当前的影视、音乐、游戏等行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样将能把危机变成机遇，使我国一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
更要指出的是，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对我国国力的未来影响将是深远的，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本身。2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互相渗透与互相融合程度越来越大，社会化大生产借助于技术，对文化生产过程不断进行分化重组，进而形成分工明确、具有完整产业链的文化生产行业，文化在整个民族国家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与服务已作为独立的贸易形态，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这样一种巨变，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hardpower），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外交体现出来的“软实力”（softpower）。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相对于具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科研成果及转化率、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文化”毫无疑问属于国家“软实力”范畴。而且“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这种“软实力”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支撑力、创造力和推动力，更为内在、更加深刻、更具精神特质，从而更能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走向及综合竞争力。2004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出版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集中阐述了其“软实力”思想，认为“软实力”包括三要素：一、文化；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三、外交、对外政策。2005年12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TheRiseofChina‘sSoftPower）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美国利益，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该文之所以过分夸大中国的软实力，目的是为美国加紧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但该文对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值得我们三思。
而包括广告、艺术及古董、漫画、设计、时装设计、电影、电视、游戏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和资讯科技服务等13个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正是文化软实力的最核心产业。特别是自198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应用迅速普及，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和新科技人才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资源，取代了以往农业经济的土地资源和工业经济的矿产资源，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模式的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逐渐形成。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智能化、知识化的高附加值产业，每天为全世界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美英等国的增速更快。在美国，从1996年开始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就已成为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英国，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镑，占GDP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2002年，创意产业成为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创意产业行业内约有12.2万家公司在“部际商业注册机构”注册，雇佣总人数为190万，成为该国雇佣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在亚洲，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起步较欧美一些国家稍晚，但在政府的大力重视和扶持下成长迅速。新加坡政府在2002年提出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当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8%-3.2%。我国香港的创意产业在亚洲也处于领先地位，2001年香港创意产业为本地经济带来461.01亿港币，占GDP的比重为3.8%，创意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5.3%。在国内，上海、深圳、北京等都在积极推动创意型行业的发展，建立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通过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像北京“798”、上海泰康路、苏州河、8号桥等创意产业园区。以北京为例，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其增加值约占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14%以上。从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部分行业数据来看，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额达到490亿元，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780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5％和三分之一。此外，北京拥有2万多家覆盖工业、服装、广告等领域的设计公司，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仅工业设计一项的年产值就高达110亿元，并创造了1000亿元的关联效益。目前，约有400家跨国公司在京设立了研发机构，这支庞大的“国际方阵”从一个侧面表明，北京正在实施的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已具备世界级的吸引力。
放眼全球，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虽有一定竞争力，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目前情况看，它存在诸多亟待改进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创意理念与实践的结合尚需推进。我国尚未能够把文化创意理念与我国文化相结合，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土化。比如，首都北京的庙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品牌，但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不够，未能实现现代转型，其运作方式仍比较陈旧。而另一方面，来自国外的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占据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当大的份额。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化历史较长，机制完善，从创意策划、可行性研究到制作成品、批量生产再到广告宣传、市场营销等，已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市场运作程序；因此，他们往往能较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我国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再加上缺乏文化产业化生产经验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其产品市场竞争力普遍不高，难以有效地吸引生产者。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注意打造自我品牌，注重文化创意产业的本土化保护，避免出现由国外大公司引领、控制的局面。
第二，我国尚未营造出适合创意群体生存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氛围。“文化创意”的主体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创意群体。我国是否拥有全球第一流的创意群体，是否能发挥其效能，将决定我国有无源源不断的、所需要的文化创意产生，决定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最终能否有优秀产品与服务，实现以社会文化消费者为本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创意生态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三，文化资源尚未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的整合度和利用度都不够高，产生了资源浪费和紧张并存的矛盾。比如，我国在文化旅游业方面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有的被过度开发，不利于文物保护，险情严重，亟待修缮；有的则被不合理占用，未能实现其市场价值。我国如何在引导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注意保存文化资源的文化根性，维护其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一大关键。
文艺娱乐与喜剧精神之异同
田川流
人类文化活动中的喜剧与娱乐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其内在的连接，人们易于将二者混淆。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如果不能厘清喜剧与娱乐的特性，势必导致艺术与娱乐界限的模糊，滋生诸多弊端。或者由于对娱乐寄予过高的精神性要求，而形成对娱乐文化的抑制；或者由于对喜剧艺术过分娱乐化的追求，而出现喜剧的庸俗化。如此，既不利于艺术的建设，也不利于娱乐文化的建设。在当代，娱乐文化异彩纷呈，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如何看待娱乐文化的美学价值以及与喜剧艺术的关系，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喜剧是与悲剧相并行的美学范畴，在人类文化史及其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狭义的喜剧是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样式，存在于人类艺术发展史中，是戏剧艺术的重要样式；广义的喜剧则是属于美学基本范畴的一种，它指称的是涵容了狭义喜剧基本元素与意义的美的一种样态。
娱乐与喜剧活动同样是人类有史以来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娱乐始于远古人类的游戏，它的发展，体现为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积淀与丰富。娱乐早于艺术，又与艺术同步，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分支。正是娱乐活动的丰富与深化，催动着艺术的诞生。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艺术，均与娱乐相关，而喜剧则在更多方面与娱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