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新媒体作品的“文学性”问题。当前，新媒体的文学运作方式过分讲究市场法则，市场凌驾于文学规律之上，导致新媒体文学作品题材单一、格调不高的现象较为突出，比如网络文学与手机文学大多是言情与奇幻的杂糅体，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一些网络文学为追求点击量和下载量，过分强调情节性与通俗性，一些手机文学出于传播技术的限制而过分追求短小精悍，“文学性”遭到不同程度的消解。一些新媒体在商业机构的操纵下，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实现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增殖，新媒体文学生产者成为了布迪厄所说的“新型文化媒介人”。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强调文学的价值体系，市场法则要遵行文学规律，注重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人文精神与历史理性的统一。
其次新媒体作品滤选问题。新媒体文学产业化，最容易引发商业需要而媚俗。当前，新媒体的文学是多元共存，包含了精英文化、前卫文化、现实文化、大众文化、宗教文化、消极文化、色情文化、暴力文化等等，我们在享受空前的文学繁荣的同时，头上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新媒体成为文学的裁判，它们根据市场需要，不但为文学重新命名，而且为读者遴选作品，而产业化的结果必然突出金钱的驱动力，为了迎合公众中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新媒体往往“弃雅从俗”，导致高雅文学现在处于少数和边缘地位，甚至导致一些违反社会公众利益的文学作品泛滥。对此，我们要通过国家立法、新媒体自律、写手的责任担当和读者阅读品位的提高，共同打造良好的新媒体文学环境，提高新媒体文学的遴选标准，抵制低俗文学，保障新媒体文学的健康发展。
再次是技术与人文的平衡问题。从表面上看，新媒体的文学生产己经实现了多元化、民主化、平等化，人们似乎可以通过新媒体进入到自由、平等、多样的文学伊甸园。然而，在多元表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经济与技术”的压制元素，强大的技术手段决定了文学的快捷生产与传播，新媒体文学只有依靠先进的技术支持才能得以完成，同时，强大的经济可以收购和笼络文学写手，这种技术与经济的双重作用，构成了对文学的压制与排斥，新媒体多元的表象下暗藏着一元的倾向。我们认为，新媒体文学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创造富有艺术性的原创作品，这就要求新媒体文学不能过分依赖技术手段，而是要依靠创造性的艺术想像力。正如欧阳友权所说的：“技术对文艺的全方位的覆盖，不应该成为技术对人文的颠覆。”技术带来了文学产业的高速发展，但技术与人文的冲突是否会最终导致这一产业的衰落，这就需要我们合理化解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巨大张力和矛盾。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机器的本质比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密切地渗透到人的存在状态中，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的领域，改变我们的理解、思想和意愿的方式。在新媒体时代，技术与资本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力量之强、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新媒体文学产业带来的海量作品与便捷阅读的好处；另一方面，人们的期待视野又被新媒体所控制与引导，从而丧失自我的辨认能力。我们不能否认，在新媒体产业化过程中，文学的教育、审美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商品功能所取代，文学的陶冶情愫、净化灵魂的功用在市场法则的扭曲下会产生变异；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新媒体文学产业化，扩大了文学生产的方式，创新了文学的样式，更新的文学的内容，培养了文学的接受者，新媒体文学产业为文学构建了一个新的通途。
海德格尔曾经追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通过对新媒体文学及其产业化的考察，我们的回答是：在技术与商品时代里，一方面人类依仗技术获得更好的艺术资源与艺术享受，另一方面人类出于对自身的信仰而坚守精神的家园。技术与市场是文学艺术的调节器，为文学艺术提供更广阔的表达场域。当我们在新媒体文学产业化与文学人文内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时，文学新的通途就被打通了，文学将继续“铁肩担道义”，以新的经典在文学史中绵延着迷人的光辉。
文学精神与濒危的自然
鲁枢元
那将是逝去的英格兰
那些树影、草坪、小巷、
会馆、雕花的唱诗台。
还会有书籍；英格兰将继续
在画廊里逗留；但是给我们
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
这是著名英国当代诗人菲立浦·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在1977年写在《逝去了，逝去了》一诗中的句子。诗人叹息的30年前在英格兰逝去的东西，如今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急遽逝去：森林、草地、溪流、湿地，还有那旧时街巷民居、传统市井风情。以往的场景只能作为某种文化遗产保存在博物馆的图片里，现代人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那可不仅仅是混凝土和轮胎，“轮胎”隐喻着气吞万里的汽车工业，“混凝土”表征着步步为营的房地产开发。“轮胎”的横行霸道荼毒了清新的大气，“混凝土”的四下倾注瘐毙了大地的生机。拉金的寥寥数行诗句已经再明了不过地揭示：地球生态已经严重失调，天地自然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自然之死”，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说法，以后便不断得到论证与确认，代表性的专著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记者瑞秋·卡森（R.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70年代末美国生态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Merchant）的《自然之死》，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人们突然发现，原先的自然已不存在，天也不是原来的天，地也不是原来的地，风雨也不再是原来的风雨，江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江河，鸡鸭牛马也不再是原来的鸡鸭牛马，甚至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日之中的昼夜也开始发生颠倒、紊乱。正如麦克基本所指出的：“风的意义、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
失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外部世界的自然，还有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都沦落为“车房奴”，如若用拉金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已将自己的身心全卖给了“轮胎”和“混凝土”！或者说，“混凝土”已迅速地凝结了中国大众原本质朴的心灵，“轮胎”则以更快的速度取代了人们身体的自然运动。在“轮胎”与“混凝土”的双重作用下，人的内在的自然天性也已经大大改观。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Scheler）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揭示：“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已经拥有数百万年发展进步历史的人类，说起来仍然显得幼稚可笑：费尽劳苦、费尽心机、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貌似空前鼎盛的这个现代社会中，不但把“自然”送进了“死胡同”，也把自己关闭到了这个“死胡同”中——一条用“轮胎”与“混凝土”营造的死胡同。
是谁谋害了“自然”，把“自然”送进了死地？显然，人类难辞其咎。对于发生在人类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来说，似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惟一的“嫌疑犯”是人类，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尤其是近300年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
面对濒死的自然，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反思？文学是否应当进行反思？文学究竟应当如何面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在西方，在那些现代工业社会的策源地，或者说在那些率先“发达、进步”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当那里的工业化运动刚刚启动之际，就同时有一批诗人作家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施莱格尔、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挺身而出，为自然抗争，为过往的节俭、宁静、质朴、悠雅生活的丧失大鸣不平，为人性的异化、物化大唱反调。他们的抗争曾经遭受到“主流社会”的厌恶与嘲讽，甚至被扣上“开历史倒车”，“反人类文明”的罪名。然而，他们却以文学家近乎本能的真诚与良知一再揭示人类文明的偏颇、时代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进步中为多数人疏忽的漏洞。比起政治与经济，文学的力量毕竟是柔弱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并没有按照诗人们的文学想像实施，随着自然的濒危，甚至文学也面临终结。但这决不是“最后的斗争”，人们渐渐发现与自然的濒危接踵而来的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是为了拯救这一危机而迅速崛起的生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那些历来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诗人、作家正在成为新的时代——生态时代的先知。卢梭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是：在一个被人类文明败坏的堕落的社会中，如何守护人的天性，如何过上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也就是如何摆脱那些人为的牢笼，如何走出那些自设的死胡同。在我看来，这也是文学应当恪守的精神，一种坚持着理想、超越了现实的文学精神，一种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同化的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够代表这种精神的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正是拥有了这种精神，才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诗界的传灯之祖”，陶渊明的精神几乎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受到历代诗人的推崇。遗憾的是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随着人们对于权力与物欲的热情日益高涨，“陶令不知何处去”，陶渊明以及由他代表的文学精神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死去，甚至也已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死去。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产生像卡森、梭罗、荷尔德林那样一心守护自然的诗人、文学家。在当前的中国，在这块后进的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土上，文学界很少听到发自本土的守护自然的声音。曾经有过的海子、苇岸都已经在郁闷中死去。精神的扼杀是无形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问世，只不过对回归田园、融入山水表达了些无奈又无望的向往之情，轻佻、刻薄的刁难声便不绝于耳，甚至捎带上美国的那位梭罗，要一齐加以“解构”。夏虫不可言冰，对于那些一心向往现代物质消费、一心迎合时尚潮流、一心竞取个人进身之阶、已经不知简朴、散淡、清贫、旷放、自然、真率为何物的“时代娇（不是骄）子”来说，自然的天性反而成了“矫情”，朴素的理想反而成了“神话”。几篇唱反调的批评文章本不值得在意，但这种在濒危的自然面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态倒是值得让人忧虑。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学史、思想史中，20年代曾丑化过一个辜鸿铭，50年代曾“毙掉”一个沈从文，但愿此类精神领域的浅薄与无知，不要在21世纪重复上演。
从生态学的系统理论看，天地自然与人的生存、与作为人的精神表征的文学艺术，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甚至，面对自然危机，人的精神取向负有更大的责任。
舍勒在讲到“人是自然的死胡同”时，曾提醒人们还有一线希望：人类作为“精神生物”，作为能够“神化自身的生物”，“人就不仅仅是死胡同；人同时还是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光明和壮丽的出口，是原始存在能通过他开始了解、把握、理解和拯救自身的生物。因此，人同时具有双重特性：死胡同和出口！”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有一些人在这道死胡同中徘徊摸索，寻觅着走向本真澄明之境的出口。这些人多半是一些“素朴的人”，是诗人或富于诗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