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陈公博还主张打，他认为，“这次上海战争，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其间，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募捐了10000枚手榴弹。
但是，“一·二八”淞沪战役却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陈公博奉命北上犒军。陈公博刚到北平，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判断：“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这是陈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恐惧和对抗战的失望，而“外交途径”，则成为之后陈公博抱定的解决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上诉国联，请求调解中日争端。最终日本接受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蒋介石表示了抗战的意向，但也企图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冲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月下旬，德国开始调停。
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正式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
蒋介石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参加者有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
白崇禧说：“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随着日军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与军方气焰更嚣张，胃口更大，国际调停毫无结果。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国民政府的求和姿态对这批人影响巨大，和谈的破裂和日本军事上的持续进逼却又使他们更加对前途绝望。9月底，随着上海战事渐趋不利，亡国之忧笼罩在南京“急和派”的头顶。“急和派”们悲观的心理，可能成为其中某些人日后转为汉奸的前兆。陈公博虽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但他的思想转变已和低调俱乐部渐行渐近。更为重要的是，低调俱乐部已逐渐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有意推汪与日谈和，在领袖和主和这一点上，陈公博与低调俱乐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后来脱离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书的序言中，对低调俱乐部成员和“急和派”如此评价：
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
在日渐浓厚的失败阴影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逐渐丧失了政治判断力。
1938年，日本因战线过长，遂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进行政治诱降。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在上海秘密签订《重光堂密约》，并递到汪精卫手中。
据陈公博回忆，1938年7月，汪精卫第一次向陈公博试探与日和谈之事，而陈公博对此“大不谓然”。他分析说：“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战要一致，和也要一致；日本绝无诚意”，“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11月底，汪精卫再召陈公博商议，并出示日本首相近卫拟定的原则，陈公博表示对大多数条款都不赞同。汪精卫辩称，之所以走这一步，是为沦陷区人民着想。
争执之下，陈璧君怒骂陈公博：“你反对，那你当蒋介石的官去！”
至此，陈公博已知无法改变汪精卫的决心，“苦闷达于极度”。而陈璧君等也摸清了陈公博心思，“大家一走，陈公博也不可能独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