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乡村是国家肌体的神经末梢。虽然广大的乡村是封建帝国统治的基础，但帝国并没有对乡村实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乡村仍处于一个较为松散的状态，所以，村民不能不依靠一个基层的某种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需求，村民需要某种力量来维持生存的愿望便与封建的宗族（或大族）势力相巧合。封建国家为延续其在乡村的统治，也常常委任宗族族长来代行其在基层的权力，除非宗族族长与国家的意志相抵触，才会受到惩处。
唐代中州地区的宗族（大族），据史书记载，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1.士族
士族是汉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阶层，魏晋时期，出现门阀士族政治，影响乡里秩序和国家政治。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隋唐时期，士族出现城居的趋势，士族政治逐渐衰落。不过，乡村仍留有部分士族，且对乡村社会发生着影响。如荥阳郑氏就属此类型。荥阳郑氏自北朝以来就拥有较高的门第与威望，是天下望族。《旧唐书》卷190上《文苑·郑世翼》：“郑世翼，郑州荥阳人也，世为著姓。……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唐语林》卷四《栖逸》：“荥阳人郑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荥阳郑氏自北朝以来，一直是显赫的宗族。唐代属于山东士族中七大“禁婚家”之一，族大人众，宗族与姻亲之中，有不少官宦人物。这类宗族有着家学传统，能够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能够影响乡村社会。
2.豪族
豪族与士族的区别在于豪族虽可以凭借势力控制乡村，但没有士族那样的文化传统，难以对国家政治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但他们在乡间有着强大的势力，地方官员常与他们妥协。
3.大族
这一类型是同姓聚居的宗族，虽没有上面两种类型的宗族有着文化与势力优势，但他们族大人众，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寄庄户
唐代前期，中州是政治中心或者距政治中心较近，许多官员因任职的关系将家口迁居于此，他们没有盘根错节的地缘与血缘关系，但也是地方政府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力量。
宗族有共同的特点，即：有一套家法，同族的人必须遵守；有祭祀共同祖先的家庙；同族有相互抚恤的义务。《旧唐书》卷188《赵弘志传》：
洛州新安人。……贞观中，累迁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以疾出为莱州刺史。弘志事兄弘安，同于事父，所得俸禄，皆送于兄处。及兄亡，哀毁过礼，事寡嫂甚谨，抚孤姪以慈爱称。稍迁太子右庶子。及宫废，坐除名。寻起为光州刺史。
唐政府通常借助宗族势力来组织维持各地的社会稳定，往往授予宗族首领以某些行政职务，协助管理乡村事务和处理民事纠纷，借以维护其统治。《旧唐书》卷83《郭孝恪传》：
郭孝恪，许州阳翟人也。少有志节。隋末，率乡曲数百人附于李密，密大悦之，谓曰：“昔称汝、颍多奇士，故非谬也。”令与徐勣守黎阳。后密败，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阳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与徐勣经营武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后，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太宗然其计……历迁贝、赵、江、泾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旧唐书》卷83《张士贵传》：
张士贵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律，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律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责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
宗族乡里是封建势力利用人们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进行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也是封建政权非常需要的一种重要辅助力量。《旧唐书》卷144《李观传》：
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少习武艺，沉厚寡言，有将帅识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子仪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伷，充防遏使，寻以忧免，居盩厔别业。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观于盩厔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李观原居住于中州地区，后因别业在盩厔，与中州地区交界，当“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之时，他率乡里子弟数千人护驾，足见其在乡里社会的威望与号召力。《太平广记》卷202元结引《国史补》云：“天宝之乱，元结自汝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
经过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大动乱，中原士族大量南迁，中州地区民族杂居的成分增多了。到了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长期稳定，宗族聚居的情况已远非北朝时期可比，但仍有一些宗族聚居的村子存在。《金石续编》著录《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表明，唐代前期，怀州修武县周村18家，有14家为周姓，其余四家外姓中有两家与周氏出身的女性有婚姻关系，周村是一个周姓的同族村落。
地方大姓在乡里社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
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贲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召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虚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及（王）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唐）高祖嘉之，拜光州刺史。
《唐语林》卷4《栖逸》：
大历中，关东饥疫，人多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
地方大族常利用其在乡里社会的号召力聚众自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淮源城土豪杨士林等在唐初起兵攻打朱粲，“败粲于淮源，粲奔菊潭。”“菊潭，在县（内乡县）北。源出县西北之石涧山，亦曰析谷，亦名石马峰，汇而为潭。傍生甘菊，其水甘香特重于诸水，居人饮之多寿，隋因此名县。”巴黎图书馆藏写本李义府撰《常何碑》略云：
公讳□，字□□，其先居河内温县，迺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公）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既而炎灵将谢，政道云衰，黑山兢结，白波潜骇，爰顾宗姻，深忧沦溺。乡中豪杰五百余人以公诚信早张，誉望所集，互相□率，请为盟主。
地方大姓与州县佐吏有紧密的关系。新乡市博物馆新编《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载有唐开元七年大唐新卫州新乡县临清驿长孙氏石像之碑，题名内容有：
朝请大夫行长史□□□、通议大夫行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奉议郎行司户参军夏□□、朝议郎行司仓参军卢辅仁、□议郎行司兵参军杜崇□、奉议郎行司士参军魏□、宣德郎行□邓若水、宣议郎行主簿李宥、宣议郎行尉胡骑、□□县录事□□□□□、驿长孙壁合家供养佛时、祖义德、祖母杨、男思礼州、男思□、男思□、男思盅、孙思……礼妻……女大娘、女二娘、女三娘、孙女大娘、孙女二娘……姨夫陈师感、续姨孙、男赵……女夫李有仁……亲家郎张……杨氏舅母……外甥女郭大娘……堂侄孙元礼……（拓片）
从上述题名中，我们得知，除临清驿长孙壁一家及其姻亲题名外，有“朝请大夫行长史”、“通议大夫行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奉议郎行司户参军”、“朝议郎行司仓参军”、“□议郎行司兵参军”、“奉议郎行司士参军”、“宣德郎行□”、“宣议郎行主簿”、“宣议郎行尉”、“□□县录事”等十一个官员名称，这些均为州县佐吏。石碑上刻上州县佐吏的名字，以此来抬高其家庭地位，扩大其在乡间的威望，也反映出地方佐吏与乡间大族的某种特殊关系。州县里胥往往由地方豪吏担任。《唐语林》卷1《政事上》：
韩晋公镇淛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慄。时德宗幸梁许，众心遽惑。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或有诘者，云：“里胥耳。擒贼不获，惧死而逃，哨聚其类曰：我辈进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扰村劫县，浸漫滋多。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属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扰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淛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又痛断屠牛者，皆暴尸连日。谓人曰：“草贼非屠牛釃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当此际，贼皆失图。
唐代地方大姓往往担任州县的胥吏，对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影响。
官员出外做官，因乡里之情，也时常惦念家乡的事情。《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德宗时），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唐代官吏有城居的趋势，但广大的乡村仍生活着众多官绅。他们或致仕在家，或隐居不仕，或者经营着数量广大的农田。《唐语林》卷四《栖逸》：“荥阳人郑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一些官员在外地买田，客居于此，称为寄庄户。《旧唐书》卷187下《忠义·李憕传》：
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憕子源），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阳之北惠林寺，憕之旧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人未尝见其所习。先穴地为墓，预为终制，时时偃仰于穴中。
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之，征诛议大夫……不受。
这些寄居于中州地区的官员及其后裔也成为乡村大族。
乡村士绅对官吏的政绩名声有着重要影响。唐代反映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立生祠或立德政碑。《唐律疏仪》卷11《职制律》规定：
诸在官长吏未能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喻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官人虽有政迹，而自遣所部立碑，或遣申请者，官人亦依前科罪。若所部自立及自申上，不知、不遣者，不坐。
对于为官一任的州县官员来说，政绩是其升迁的重要依据，而政绩及名声的好坏，决不是自己一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它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而乡村官绅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乡绅是民众领袖，是否立碑、立生祠，都须由这些人出面，率领民众响应，形成一种威势。故而一方的父母官常对乡村大族另眼相看。乡绅依仗父母官扩张威势，而父母官须依靠乡绅的支持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行政官员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唐代州县官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本州人不能在本州为官，地区的生疏感更使得到任的行政官员与乡绅结成亲密关系，以加强其施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