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都在这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转移开始于唐代后期，研究唐代中州乡村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环境。和谐一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和谐，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唐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移位与这两方面的不和谐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是人类自身的不和谐。中国古代，广大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农民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对农业的投入是很有限的，能有一些播种的种子就算不错了，韩国磐在《天宝时期农民生活之一瞥》一文中指出：“（一个具有全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只要交纳租庸调和地税户税，即交纳总收成的五分之一略少一些，其余勉强供食用和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衣着费用，以及日用工具、农具，以及养生送死等费用还无着落，唯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假使家中发生较大事故如死掉耕牛，或者遇到灾荒，特别是各种额外的封建剥削，那就免不了剔屋卖田，雇妻鬻子，以至家道悉破，逃散四方了……他们还会受到其它的非理科徭，额外勒索，不至冻馁而死，已是万幸，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矛盾，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农民往往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暴力摧毁了旧王朝，建立的新王朝会给农民一定的生产资料，使社会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但经过一段时间，矛盾又再次出现，循环往复。农民起义，常常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经济的发展走过一段辉煌后再跌入低谷，然后再缓慢地发展，如此反复而已。隋朝农民起义的战火主要发生在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经过隋末大动乱，中州经济非常萧条，贞观初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战争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止，而且也使人口大量消亡。隋开皇九年（589），有户600余万，经过隋末动乱，唐初仅有户200万，贞观初不满300万。黄河流域的人口耗散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的损耗，是社会经济的一大损失。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人手大批南迁，为南方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反过来，也给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在唐初还不十分明显，经过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五代的战乱，人口的大量南迁，使这种南北对比的变化显现了出来。一句话，和谐的社会环境，能留住人才，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生存，也进一步使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竞争中失去了有利条件。
再者，安史之乱给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灾难，黄河流域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又进一步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太平广记》卷101《僵僧》：“唐元和十三年（818），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册府元龟》卷64《帝王部·发号令三》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诏中说：“自东都至淮洒，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战争一旦发生，一方或者双方常常把决河作为阻挡敌军的手段。《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唐德宗）时马遂、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朱淘、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建中）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惬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遂等退军于魏县。”唐乾宁三年（896）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藩镇割据及引发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阻力。
封建社会，农民的艰难处境，封建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这种不和谐，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灾难。
其次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人类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很多发展经验，但由于缺乏宏观的调控，历代王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都处于无序的状态，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渐进过程，到唐代，这种变化日渐显现。北方黄河流域曾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摇篮之一，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森林大面积消失，植被破坏，气候及近地表水资源发生变化，风沙、水土流失及旱涝灾害严重。唐代后期以至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财政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流域开发较晚，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大面积毁林造田、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
关于唐代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1.不合理的土地开垦。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因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但有唐一代，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据史籍记载，唐朝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调露二年（680），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元和中，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任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大和末（835），王起奏请于灵武、邠宁立营田。邠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看，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气候的干旱，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如，5世纪初，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在此选址建统万城。鄂尔多斯高原，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有众多河流。但从8世纪以后，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广长几千里，皆流沙”，生态环境恶化。唐代长庆二年（822），统万城“飞沙高及城堞”，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鼓励垦殖。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最为繁荣，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山壑也被辟为农田，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夏季、秋季是多雨的季节，一遇暴雨，便发生山洪；而雨季过后，又往往出现干旱，气候失调。
2.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炭薪的使用，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唐太宗时修建大明宫、洛阳宫，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作飞仙宫，营襄城宫；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干元殿，于东都建明堂，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于嵩阳县造三阳宫，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于蓝田县作万全宫，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唐玄宗时造交泰殿、长生殿，修勤政楼、明光楼、明仪楼、望春宫，并于骊山置温泉宫；唐德宗时修玄武楼、望仙楼；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唐文宗时修安福楼、两仪殿、甘露殿、紫云楼；唐武宗时造仙台，修望仙楼；……由于大量宫殿、楼阁的修建，唐天宝年间（742—756），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时，皇帝听后，说道：“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唐设有木炭使，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杜甫《卖炭翁》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情况。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旧唐书》卷142《王廷奏传》：“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孥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再者，对山地的开发，也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加固土壤的作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干旱发生，雨季山洪暴发，使黄河水量大增，出现河溢，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
唐代末年，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据《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载，唐代黄河改道两次，决溢14次，黄河流域水灾38次。
黄河为患，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上中游的大片原始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大片牧场被垦为耕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黄河中下游频繁的水灾。黄河改道发生在唐代末年共有两次。一次是唐景福二年（893），在滨州渤海县内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太平寰宇记·滨州》记载：“旧黄河在县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后河水移道。”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唐乾宁三年（896），又是人为因素所致。这年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据史籍记载，唐代黄河下游经常发生决口。655年至906年，郑州（1次，今河南荥阳、郑州、原阳西部一带）、滑州（3次，今河南洎县东部、滑县、浚县一带）、大名府（1次，今大名、魏县、馆陶、南乐一带）、博州（1次，今山东聊成、茌平、高唐一带）、郓州（1次，今山东阳谷、东阿一带）、齐州（1次，今临邑、禹城、济阳一带）、棣州（4次，今尚河、慧民、滨县一带）等处先后决口。黄河决溢便意味着重大水灾的发生。如唐如意二年（693），黄河在山东决溢，“坏居民两千余家”。唐圣历二年（699），黄河在河南决溢，“河溢怀州，漂千余家”。唐代黄河决溢14次，有8次殃及河南，其中两次灾情特别严重。唐开元十年（722），“七月甲子，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资产苗稼无孑遗”。这是一次严重的水灾，七个州受淹，遇难者数以千计，房屋财产、田地庄稼，全被洪水洗劫一空。另一次河溢发生在唐开元十四年（726），“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民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仅隔四年，悲剧在同一地区重演，黄河决溢又一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唐代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在唐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很少出现风调雨顺的年份。有时出现季节性或跨年度的干旱，有时出现连年雨涝，有时出现一年中又旱又涝的情况。且旱涝的灾害性后果相当严重，旱灾致使庄稼绝苗，颗粒无收，雨涝造成房舍倒塌，人畜伤亡，田稼被淹，引起饥荒。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唐代中州地区水旱灾害情况如下：
贞观元年（627），山东诸州大水。
贞观四年（630），许州水。
贞观七年（633），八月，山东、河南四十州大水。
贞观八年（634），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
贞观九年（635），八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
贞观十年（636）“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贞观十一年（637），“秋七月，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流百家”。
贞观十八年（644），谷、豫、宋、亳等州大水。
贞观十九年（645），沁、易二州水，害稼。
永徽四年（653），“夏、秋旱，颍州等尤甚”。
永徽六年（655），“六月，滑、汴、郑等州水，害稼；洛州大水，毁天津桥。”
总章元年（668），“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
仪凤二年（677），夏，河南、河北旱。
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有溺死者。
永隆二年（681），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坏居民十万余家”。
永淳元年（682）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敬弘、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行人累日。先是，屯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国中大饥……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
永淳二年（683）三月，“洛州黄河水溺阿阳县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自盐坎以下至县十里石灰，并平流，浸桥南北道无不破碎”。同年夏，河南、河北旱。
垂拱四年（688），二月，“山东、河南甚饥乏”。
永昌元年（689），三月，旱。
如意元年（692），“四月，洛水溢，坏永昌桥。漂居民四百余家。七月，洛水溢，漂居民五千余家。八月，河溢，坏河阳县”。
长寿二年（693），“河南州十一，水”。
神功元年（697），“河南州十九，水”。
圣历元年（698），六月，“戊辰，洛水暴涨，坏庐舍两千余家，溺死者甚众”。
圣历二年（699），“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坏天津桥。区，河溢怀州，漂千余家”。
久视元年（700），十月，洛州水。
长安二年（702），“春，不雨，至于明年五月”。
长安三年（703），“冬，无雪，至于明年二月”。
长安四年（704），“自九月至十月，昼夜隐晦，大雨雪。都中人畜，有饿冻死者”。
神龙元年（705）七月，“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
神龙二年（706）四月，“洛水泛溢，坏天津桥，漂流居人庐舍，溺死者数千人”。“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京师、河北、河南旱，饥”。
神龙三年（707）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两千余人”。开元三年（715），河南、河北水。
开元四年（716），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数百艘。
开元五年（717），“六月，壬申，巩县暴雨连月，山水泛溢，毁郭邑庐舍七百余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坏近河百姓二百余家”。开元六年（718），六月甲申，漉水暴涨，坏人庐舍，溺杀千余人。
开元八年（720），六月壬寅夜，“东都暴雨，谷水泛涨。新安、渑池、河南、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许、卫等州掌闲番兵溺死者千一百四十人”。
开元十年（722），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
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
开元十二年（724），六月，豫州大水。
开元十四年（726），夏，旱。“秋七月，癸丑，渥水暴涨入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事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
开元十六年（728），东都、河南、宋、亳等州旱。
开元十八年（730），六月，“东都瀍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诸铺及仗舍，又损居人庐舍千余家”。
开元十九年（731），“秋，河南水，害稼”。
开元二十年（732），“秋，宋、滑、兖、郓等州大水”。
开元二十二年（734），“秋，关辅、河南州十余，水，害稼”。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河南郡十三，水”。
开元二十九年（741），“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槽，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
天宝四载（745），“九月，东都瀍、洛溢，坏十九坊”。
天宝十三载（754），“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
永泰二年（766），河南数十州水。
大历十二年（777），秋，“大雨。是岁，春夏旱，至秋八月雨，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决，漂溺田稼”。
贞元元年（785），陕西大旱，“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瀍将竭，井皆无水”。
贞元二年（786），夏，“东都、河南、荆南、淮南江河泛溢，坏人庐舍”。
贞元八年（792），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
贞元十八年（802），夏，申、光、蔡等州旱。
元和八年（813），许州奏：大雨摧大隗山，水流出，溺死者千余人。
元和十一年（816），五月，京畿大雨，害田四万顷，昭应尤甚，漂溺居人。……陈、许等州各损田万顷。
元和十二年（817），秋，大雨，河南北水，害稼。
元和十五年（820），宋沧、景等州大雨，自六月癸酉至于丁亥，庐舍漂没殆尽。
长庆四年（824），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
大和二年（828），六月，陈州水害秋稼。
大和四年（830），夏，曹、濮雨，坏城郭田庐向尽。……许州自五月大雨，水深八尺，坏郡郭居民大半。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等道大水害稼。
大和六年（832），河东、河南、关辅旱。
大和八年（834），夏，陕、华等州旱。
大和九年（835），秋，京兆、河南、河中、陕、华、同等州旱。
开成二年（837），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田稼漂尽”。
咸通二年（861），“秋，淮南、河南不雨，至于明年六月”。
乾符五年（878），“秋，大霖雨，汾、浍及河溢流害稼”。
由此可见，中州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不但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也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自古代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利用，已带来无法挽回的消极影响，也使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新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人们应自觉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摈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保障，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