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创新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采取弃糟取精、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力弘扬，使其在当今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传统美德教育内容的发展
传统道德所培养的目标是理想人格。
传统道德的“己所不做，勿施于人”，具有浓厚的利他主义，是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其规范重在律己，从自我做起，形成趋于理想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这种培养目标是理想化的高层次的形态。
首先，传统道德强调“仁”。“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其具体表现是“忠”、“孝”、“悌”、“恕”、“信”、“敏”，“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准则，并由此提出了许多个人道德行为和精神面貌方面的标准，如温、良、恭、俭、让等。
其次，传统道德强调“义”。“见利忘义”、“君子以义为质，义以为上”，成为传统道德培养理想人格的立身之本。这种把道德价值立于高于物质利益的最高价值是传统道德所要求的高层次的道德观念之所在。
传统义利观在“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肯定义与利是人生两大需要的同时，又深刻剖析了人只有通过“义之养”这个道德义务才能使自己的德性本质对象化，并在他所创造的道德价值中直观其身，从而满足自己的本质需要。人的一生应以“有义”为内容，以“义”为根本，一切行为都符合“义”的要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不朽的人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这些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利他、利人、利事业的闪光道路信条同样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应遵奉的标准。传统义利观的道义论模式，虽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行为功利主义和利己功利主义绝不是今天所倡导的价值原则。而“以义谋利”、“见利思义”，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才是社会主义的道义原则。只有确立正确的道义原则才能坚持合理的功利原则。我们要用赋予了社会主义新内容的义利观教育国民，使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自我利益为上，金钱占据头脑，为了自我、金钱，不管道义何在，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集体、国家利益的种种卑劣行径没有滋生的土壤及活跃的市场。这不是复古，也不是夸大传统义利观的作用，而是现实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三，传统道德注重自我修养。“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精辟地论述了加强自身修养的目的，首先是要认真对待工作，进一步使人生活安乐，使天下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以“治平天下为己任”。我们从孔子的“立志持志，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到孟子的“持志养气，反诸求己，改过迁善，意志锻炼”；由董仲舒的“正我”“中和”、“强勉行道”、“渐以致之”至程朱派的“居敬究理”、陆王派的“致良知”，无一不是追求道德“自律”而反对“他律”。传统道德教导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其意是用道义维护自己的尊严，鄙视“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实际上是在遵循社会道德前提下的自尊，体现着理想人格自律、宽容的高风亮节及崇高的精神境界。传统道德中以存养克治为特征的修身学说，实际是一套以修养的理论依据到修身的目标、过程和方法的较为系统的学说。因此，自我修养是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是理想人格得以实现的必备品质。我们从“古之欲明之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和，致和在格物……”，“闻修身，未尝闻为国”，“古之人，得志，泽加以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论述中可以看出，传统道德所强调的修身，目的在于修我为人，修己为国，保证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一切正义之道。
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发挥受教育者自身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现代教学论中的主体性是相通的。随着教育科学对道德形成规律的逐步揭示，人们已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美德教育必须由受教育者主动积极的参与，才能实现内化，进而在理论上提出自我教育，包括自我体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等。但这些环节都还因缺少可操作性的内容和监控措施而无法付之实施，因而使得道德的自我修养异常薄弱。传统道德的修身学说以其较强的操作性而推动着人们的道德实践，并在反复的实践中总结出逐步建构个体的自我监控机制，从而促进理想人格的实现。这种道德修养论对今天的传统美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并且其中许多修身的内容，反映的是社会先进的思想道德和非阶级性的道德，今天仍闪烁着灿烂的光彩，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处运用儒家格言，倡导“慎笃”，教导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说明了传统道德中的修身学说至今仍有生命力，是培养“德行一科”、“道行一致”、又红又专、有责任感、事业心的合格人才目标所应参照的教科书。
第四，传统道德主张“德政”。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并不只解释为学习是为了做官，而应解释为治理天下，造福人民。学习是为了掌握治理天下的雄才谋略。理想人格成功的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每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之目的。传统道德深刻阐述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教育内容对今天的治国安民意义深远。在四化建设中，要达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既需要德才兼备、政治立场坚定的领导者，也需要又红又专、肯于奉献的建设者，这是今天社会现实最应提倡的治国良方。我们的古人且能提出“德治”，这难道不应引发我们深深思索吗？倘若我们借鉴这一民族的传统美德达到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就会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
二、传统美德教育方法的创新
传统道德教育在不断的吸收融合中形成了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在具体的修身方法和德育方法上随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时代思潮的变化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时代风貌，是斑烂多彩、多样性的统一。
首先，重陶冶，实现教育的立体化
传统道德注重在影响人身心发展方面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古代教育家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流传至今。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董仲舒的“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都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指出“人在少年，精神未定，所与款狎，薰清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王安石的“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这就明确地把陶冶作为教育形式和方法肯定下来。这一方法对历代道德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道德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实现教育与社会、家庭的一体化。制定“乡约”、“宗规”、“家规”、“家训”，通过乡里、宗族和家庭组织灌输、培养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立身行己、待人接物的规条。并编出许多通俗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弟子规》、《颜氏家训》、《南赣乡约》等，适于不同年令、性别、阶层的人阅读诵记、笃行体事。这一系统的、可操作的、大众化的方法一直波及到社会的最基层、最深处，其教化的实效根深蒂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教育的立体效应。
我们今天大众化的教育渠道要比古代丰富得多，有力得多，可以作到声形并茂、直观具体，广播、电影、电视、报刊、书籍，各种信息源的传入，各种信道、媒介的畅通发挥着巨大的渗透作用。但是环境不是静止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如何形成一体化，实行全民教育，通过教育社会化，实现大、小环境的良性循环，还缺乏有效的控制、利用，往往负效应大于正面导向作用。这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次，传统道德教育重情感，加速教育转化
传统道德教育是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教育，因而特别强调情感的教育作用。荀子的“化性起伪“主张以人为的礼、义、情去改造自然的人性。孔子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博施于民”，孟子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思想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伦理共同体，其中贯注了一种血缘骨肉之情。孟子所倡导的人性的四心：恻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如此重“情”是把教育对象看作一家人和“同胞”，从而倾注教育者的一片爱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有了“情”的交融、感通，会令教育双方全身心的投入，促进教育的转化功能。传统道德教育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一些空洞的说教，可望不可及的目标是颇具启发的。
在传统美德教育中，要正确处理“情”与“义”、“情”与“物”、“情”与“理”的关系，使“情”在道德教育中既具先导性，又具思想性和理智性。过去一直把美德教育理解为政治或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美德教育是一种比其他教育难度更大的教育，是一种全身心、全方位，知、情、意、行一体化的投入。传统道德教育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晓之以理。既尊重其科学性和严肃性，又必须有更多的情感因素。教育者要倾注自己的爱，与教育对象在情感上相通。
第三，传统道德注重实践和个性培养
传统道德教育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习相选”、“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它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的“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孔子提倡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孟子提倡知行统一，宋明理学家提出“知而必行”、“知行合一”。传统道德对学生品德的培养是放在人与人交往和处理社会问题中进行的。强调“切己体察，着力躬行”，倡导在实践中磨炼意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教育信条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志士。岳飞、文天祥、海瑞，包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正是得益于传统道德实践。大凡成大业者，顽强的意志是首要条件，而意志品质靠从小培养，因而传统道德教育从儿童的启蒙教育入手进行基本训练，如《童蒙须知》、《童子礼》、《训蒙法》，从而养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行为举止。教师的“身教重于言教”、“实行重于读书”是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特征。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以实践中系统的操作化规程为保证的。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的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的纲领。他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为特征的读书法，也是这种操作化规程的体现。
以上可以看出，传统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仍是今天实施传统美德的良好方法，结合当今青少年的实际，“意志成才论”与今天的“个性成才论”其基本内涵是不谋而合的。虽人才观的本质不同，但意志训练对于确立青少年教育的主体性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全面、系统、具体、可行的操作规程，实施系统化的操作、监控，使青少年将集体的目标、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要求，以集体的纪律自觉约束控制自己的行为，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承受挫折，压力，打好做人的基础，把他们真正培养成自尊、自信，自强、自主的一代新人。
传统并不等于过去，而是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并延伸向将来，不断渗入新内容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三个面向”的教育要求出发，容纳时代精神，对传统道德改造、创新、发展，达到承前启后，与时并进，古为今用，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