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化外部环境———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在EVA为导向的国企经营者业绩评价系统的应用中，以市场约束机制为代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优化是基本保障。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市场约束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法马（FAMA，1980 ）指出：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非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够产生约束经理行为的信息，因此能够解决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激励问题。来自市场的约束通常包括资本市场的约束、产品市场的约束和经理人市场的约束。
1.资本市场的约束
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公司股票价格是反映公司业绩、公司价值及其成长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对经营者业绩及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反映。股票价格下跌将对公司未来发展，特别是公司经营者声誉产生较大影响，从而成为对经营者的基本约束。除此之外，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还表现为公司控制权的接管约束。即公司可以和产品一样被买卖和接管，一旦公司经营者经营不善造成公司亏损或侵害股东利益，股东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需要，必然要求更换经营者，而其他企业经营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要求重新选择经营者等改组管理层。同时，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为上述控制权的接管创造了条件。作为两权分离条件下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拥有者———经营者，可能会因公司被接管而丧失控制权及其各种派生的控制权利益。因此，资本市场上控制权的接管成为对经营者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约束方式之一。
2.产品市场的约束
产品市场的存在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得以进行、产品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由于生产经营过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公司所有者既不能直接观察经营者在公司经营活动的组织、决策及其经营过程，通常也不具备直接判断经营者决策是否符合股东利益的专业能力。因此，较为有效的判断依据则是依据经营者各项具体经营决策及行为的经营结果。在产品市场上，其竞争性特征意味着不存在垄断性，没有产业壁垒和地区封锁，产品定价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从而，企业的经营成果能够充分反映经营者业绩。即在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中，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通过其产品的竞争能力及其经营业绩得以体现，企业间盈利能力的比较及差异，亦成为对经营者能力及业绩的综合评价。因此，产品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经营者不断努力，提高企业效益。可以说来自产品市场的约束为经营者业绩评价奠定了基础。
3.经理人市场的声誉约束
竞争性经理人市场的存在对于降低代理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将经理人员的经营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通过产品市场所反映的企业利润和资本市场所反映的股票价格，在经理人市场上反映为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正如法马（FAMA，1980）所指出的，在现实中，“时间”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从动态角度看，如果一个经理的表现欠佳，他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下降。为了避免人力资本贬值，经理必须努力工作，以维护自己的声誉。经理人市场的存在，一方面增强了经营者价值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所有者选择经营者的风险，并为经理人员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促使经营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觉追求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提高企业业绩。
总之，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有效性均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营者业绩评价。
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看，其市场约束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无论是来自资本市场的约束，还是来自经理人市场的约束，均呈弱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在大部分制造业、流通业基本实现了市场开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特定行业，如电力、石油等，市场仍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垄断性，产品市场的充分竞争尚没有全部实现，在经营者业绩评价中，行业的竞争性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资本市场的情况看，尽管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但基本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发挥仍受诸多非市场经济因素环境的限制，并呈现强投机性特征，股份公司过分强调其筹资功能，很少考虑对股东的诚信责任，重大决策不及时披露，甚至恶意欺诈投资者，股价严重脱离企业业绩；从经理人市场的发展看，随着我国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尽管在国有企业经营者选聘中以行政干预为特征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仍不可避免，但越来越多的大型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招聘经营者，说明我国经理人市场正在逐步发展中。总之，我国当前状态下，外部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力度是不同的，产品市场基本有效，但来自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约束仍显不足。应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规范的前提下，培育经理人市场，加强控制权市场的建设，增加企业经营者的压力和动力。
（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中，基本特点之一即为两权分离，这一分离体现了这样一个契约控制权的授权过程———作为所有者的股东，除保留诸如通过投票选择董事与审计师、兼并和发行新股等剩余控制权外，将本应由他们拥有的契约控制权绝大部分授予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则保留了聘用和解雇首席行政官（CEO）、重大投资、兼并和收购等战略性的“决策控制权”（一种剩余控制权），将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佣等“决策管理权”（特定控制权）授予了公司经理阶层。由于公司资本的提供者远离对公司运营的控制，董事会作为所有者利益的代表，不可能完全了解经理人的行为，因而经理人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可能偏离股东利益的自利行为。因此，从保护资本提供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客观上要求借助一种机制确保股东利益，公司治理应运而生。
关于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尚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MAYER，1995 ）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吴敬琏，1994 ）。
钱颖一教授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 ）。
张维迎在其《所有权、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一文狭义地讲是指有关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而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
1999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中给“公司治理”作了如下的描述：“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明确规定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
尽管对于公司治理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但综合来看公司治理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根本上它被视为一个关于所有权安排的契约（杨瑞龙、周业安，1997 ），是一套治理企业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因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它是规范委托代理各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并由此而形成的具有分权制衡关系的企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选择的关于各治理主体之间权利分配和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界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职责和功能的一种企业组织制度，这一制度使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关系均有明确的权利边界，以建立起权利制衡机制。
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是通过制衡来实现对管理者的约束与激励，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的权益。就企业角度而言，公司治理机制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企业与股东之间的责权利分配，在这一层次中，股东要授权给管理当局管理企业、采取措施保证管理当局从股东利益出发管理企业、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判断股东期望是否能真正得到实现并在管理当局损害股东权益时有权采取必要的行动；二是企业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履行对股东的承诺，承担自己应有职责所形成的责权利在内部各部门及有关人员之间的责权利分配，有些学者将其称为狭义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内部框架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构成上述组织的运行规则通常体现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等规则中；公司治理的外部框架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竞争性产品市场等外部约束机制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市场约束为代表的约束机制已在前面作了阐述，这里仅从内部组织控制和约束的角度探讨公司治理对经营者业绩评价的影响。
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机制的制度安排中，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权利制衡，实现减少股东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并实现对经营者的约束。可以说，公司治理机制是经营者业绩评价系统有效性的制度保障。具体来看，公司治理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一方面通过公司治理的作用，使代理人除了按照代理契约的要求去行使职权外，还能给代理人产生强大的激励，促使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及合约关系，对代理人产生约束力，包括对经营者监督问责机制、业绩评价制度、对渎职行为的处分等。其中，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问责机制是一种基础的约束机制，董事会将公司具体事务委托给经营者负责，为了确保董事会决策得到贯彻，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监控制度，对经营者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一旦经营者损害了股东利益，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业绩评价制度是上述监督问责机制的实现手段，合理的业绩考核机制能够有效地约束经营者行为。在这一监督和约束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公司治理的制衡制度建立企业决策程序和权利分工体系，在保证经营者决策效率的基础上，抑制经营者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其次，通过企业内部组织控制的制度安排，防范企业决策不当风险，保证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股东利益的实现。
当前，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实践来看，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企业的股权由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构成，其中，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不足以成为股东行使权力、参与公司治理的场所，从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的权益更得不到切实保护，股东大会难以发挥监控作用。其次，我国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即内部人控制模式和控股股东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实际实施，通常趋向于采取同一种形式，即关键人模式：关键人大权独揽，一人具有几乎无所不管的控制权，且常常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并有较大的任意权力。再次，公司组织结构未能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表现在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监督机制不力，且董事会成员很大程度上与经理人员重合，失去了对经理的监督约束功能；监事会作用得不到发挥，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其成员通常是企业内部人员，与被监督者属于上下级关系，加之专业知识的缺乏，使监事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受到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或经理班子的成员，无权参与和否决董事会与经理班子的决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债权人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较小。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等作为债权人而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较小。由于现行法律禁止商业银行向证券业和非金融行业进行股权投资，这些行业的企业的董事会中没有任何来自商业银行的代表。当企业陷于债务困境时，一般并不改变企业的治理机制以更好地代表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不会置于债权人接管的安排之下，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追究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有关决策者的责任。
由于政企不分、公司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剧烈变动、频繁的资产重组、粉饰财务报表、股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现象的存在，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内在价值、经营业绩、治理质量之间往往并不存在普遍显著的相关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受到严重忽视。因此，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我们应吸收国外公司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经合组织（OECD）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并依据中国国情进行新的补充，制定出更高的公司治理的标准，完善强化制衡和监督为导向的独立董事制度，推进和改进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构建一个运行良好、能够有效制衡和监督的公司治理机制，使经营者业绩评价具备组织保障。
（三）有效的激励机制
“经营者激励问题产生的基础在于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家职能的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不一致性”（李维安等，2003 ，《美国的公司治理：马其诺防线》）。现代公司中，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机制，目的即为使经理人的行为尽可能地与公司所有者一致。业绩评价以决策过程的不可观察性和对经营者能力和努力水平的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对经营者决策结果———产出的观察来判断经营者行为，以产出为基础的经营者报酬计划则进一步将所有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联系起来，使经营者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能同时实现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激励机制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了代理成本，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经营者激励的前提是对经营者的选聘，聘用经营者是对其过去业绩的肯定，也是对经营者的激励。
在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中，其理论基础包括信息显露性原理和激励相容性原理。
第一，信息显露性原理。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分布具有不对称性，激励机制设计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当委托人向代理人了解信息时，除非通过货币支付或者某种控制工具作为刺激和代价，否则难以获得信息。因此，获得代理人行为的信息是设计最优激励约束机制的关键环节。委托人作为机制的设计者，需要设计一套满足一些基本约束条件的最优激励约束机制。其基本的约束条件通常有两个：其一是刺激一致性约束，由于代理人是契约的接受者，机制所提供的刺激必须能够诱使代理人是契约的接受者，使其自愿地选择委托人所设计的契约。如果委托人设计的机制所依据的有关代理人的类型信息与实际相符，那么这个机制给代理人带来的效用应该不小于其他任何根据失真的类型信息设计的机制所提供的效用。否则，代理人可能拒绝接受该契约，委托人无法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其二是个人理性约束，即对代理人的行为提出一种理性化假设。它要求代理人做到接受这一契约比拒绝契约在经济上更合算，这就保证了代理人参与机制设计博弈的利益动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配置满足了刺激一致性约束，那么这个配置就是可以操作的；如果一个可操作的配置满足了个人理性约束，那么该配置就是可行的，并可能使激励约束机制处于最优状态。
第二，激励相容性原理。激励相容性也称为刺激的协调性，用来描述这样一些机制，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将发现违背过程的规则是不利的。或者说，如果某种行为方式结构与人的自然倾向相符合，就称为激励相容。这意味着激励机制和激励措施的设计必须考虑人的自然倾向和偏好。
经营者激励的核心是将经营者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具体可以分为报酬激励、控制权激励、声誉激励。报酬激励发挥作用的机理在于“多劳多得”的逻辑，即如果经营者通过自身努力提高了企业绩效，则他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报酬激励的形式包括基本工资、年度奖金、股票与股票期权等长期报酬、退休金计划等。经理人报酬结构确定的理论基础在于激励与风险分担的最优替代，最优报酬激励机制的设计与选择应根据公司情况和行业特点进行最优组合。在报酬激励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经营者业绩的评价，即选择什么指标来衡量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是最恰当的。控制权激励是指给予经营者特定经营控制权和剩余支配权，以激发其积极性。经营控制权使得经营者享受职位消费，并具有特殊职权，获得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对剩余支配权则赋予经营者获得与委托人相同的分配盈余或利润的权利，如果一个契约能产生最大化剩余或能产生最大化效率，这样的契约无疑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公司得到的剩余越是接近于经营者开创性的努力，则激励效果越好。“控制权激励的基础是把企业控制权的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约束程度作为对经营者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其强度和有效性取决于经营者的贡献和他所获得的控制权之间的对称程度”（李维安等，2003 ，《美国的公司治理：马奇诺防线》）。另外，代理人一般非常注重其长期职业生涯的声誉。良好的职业声誉，一方面是声誉激励，使经营者获得社会的赞誉，从而产生成就感和心理满足。声誉、荣誉及地位是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声誉、荣誉及地位等意味着未来的货币收入。代理人追求货币最大化是一种长期行为，其良好的声誉可能使他获得较高的未来收益。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尚待完善，无论是报酬的数量、结构，还是确定方式，均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代理问题”、“内部人控制”等日趋严重。因此，建立合理的企业激励机制，是构建经营者业绩评价系统的基本目的，也是该系统长期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
（四）信息支持机制
1.真实会计信息的产生机制
以EVA为导向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系统中，EVA的计算和确定是一个基本问题，从确定方法可以看出，EVA数额的确定是建立在企业税后经营利润基础上的，税后经营利润是根据利润表部分项目和资产负债表部分项目调整而来的，尽管EVA本身通过对长期费用资本化处理、将各项减值准备进行调整、剔除营业外收支和非经常性项目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等等在客观上能够消除会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进利润指标的缺陷，较客观地反映了经营者对企业价值创造作出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EVA的计算。从决定EVA的直接因素税后经营利润看，销售收入、生产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均是影响税后经营利润的项目，管理当局的提前确认收入、通过关联交易形成经营利润、通过存货计价方法等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从事的盈余管理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EVA的确定。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会计造假对EVA的影响。因此，以EVA为导向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系统的有效性，首先决定于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形成。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会计实践看，会计信息质量状况不容乐观。财政部已连续公布了11期会计信息质量公告，从公布的内容看，会计信息基础工作不规范，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仍较严重，会计信息整体质量仍不高。根据2002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所检查的保险、烟草等行业192户企业中，共查出这些企业资产不实115亿元，所有者权益不实24.2亿元，利润不实24.2亿元。其中，资产不实5%以上的企业有36户，占总户数的18.75%；利润不实10%以上的企业有103户，占总户数的53.6%；利润严重失真，虚盈实亏企业19户，原报表反映盈利1.35亿元，实际亏损1.72亿元，虚亏实盈企业8户，原报表反映亏损1.62亿元，实际盈利4.13亿元；有22户企业存在账外设账问题（摘自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8号）。另外，2003年，财政部对152家企业的2002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近70%的企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因此，必须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监管体系，从制度上提高会计信息违规违法行为的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效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从制度上引导经营者选择对投资者有益的披露行为。以逐步建立真实会计信息产生机制，为EVA业绩评价奠定良好的信息基础。
2.审计监控机制
作为EVA的确定基础，除了应建立真实会计信息产生机制外，还应重视审计监督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审计是一种契约关系。它是指全体股东、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与审计受托方达成的经济责任、委托代理关系。具体来说，委托人和受托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委托人为了使受托人服务于自身目标，需要付出代理成本，而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就需要监督，审计则成为一种监督方式和手段。其作用在于平衡不对称信息、促使股东利益与经理人利益最大化和使代理合同有效执行的过程得到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监控手段。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共同构成了企业审计监控体系。内部审计师协会在《关于审计责任的声明》中指出：“内部审计是一个组织内部为核查和评价其活动和为本组织服务而建立的一种评价功能，它是一种通过计量和评价其他控制的有效性来发挥作用的管理手段。”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负有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独立评价，保证信息可靠性之责。相对于外部审计，它是一种企业行为，基本目的之一是保证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的正确性和合法合规性，从而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外部审计包括国家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前者主要是由独立的国家审计机关和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监察或审查；后者则主要是由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的审计，主要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意见，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由于注册会计师具有既独立于委托人又独立于被审计人的独立性，其提供的信息具有较强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缓解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外部监控形式。总之，注册会计师和内部审计师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以有效的审计监控作保证的。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加强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监督，促使注册会计师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明确注册会计师对会计信息审查鉴证的法律责任，以提高外部审计监控力度，同时，应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加强内部审计监督的力度，从制度上堵住可能产生虚假会计信息的漏洞。总之，只有有效的会计信息产生机制和审计监控机制的共同作用，才能够实现EVA确定的正确性。
3.加强非财务信息披露
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综合全面的业绩评价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非财务指标从不同方面对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紧密相关的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使国有企业经营者业绩评价的内容更为完整。然而，非财务指标中所涉及内容的相关资料都无法从公开的报告或信息中获得，造成了非财务指标衡量的困难，影响了其可行性。但是，这些方面又是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息息相关、无法回避，而且观念的发展与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全球的投资者对企业非财务方面的业绩愈来愈重视。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逐步提高对国有企业非财务方面信息披露的要求，使财务指标更容易应用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