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2012年端午节，恰逢是个周末，徐烨锋老师前去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的娘家探亲，耳闻邻村吉庄大张旗鼓举行第二届旅游文化节。人们都说旅游文化节的道教祈雨民俗表演和歌舞文艺演出很是热闹，徐老师本打算前去瞧瞧，但是最终改变了主意，因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伤感再一次弥漫了她的心田。
已经两年多了，徐烨锋心中一直放不下吉庄，因为她曾在吉庄小学当过将近四年的教师，而且又是最后的一任校长。如今，那所乡村小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历史戛然停止在2010年的暑期。说实话，徐老师真的无法鼓起勇气走进吉庄再去看看吉庄小学的旧址，她完全可以想象人去楼空的学校肯定是满目狼藉，或许孩子们的教室已经变成了鼠雀恣肆的乐园。
当初，徐老师是踏着她父亲的足迹来到吉庄小学的。
徐老师的父亲名叫徐海，上一辈从平鲁的宋红沟村迁移到朔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落户。徐海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转正，在神头联区的小范围内，也称得上一位名师，他很有个性地给女儿取了一个男孩化的名字“烨锋”，又是火又是刀的，寄托了不一般的期待。“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像这首歌曲所唱，徐烨锋从小很敬仰父亲，感觉父亲说话斯文、行止端正，做事教书育人，深受乡里乡亲的尊重，所以心中萌生了理想的种子就是“当老师挺好”。而且那时候，村里学习优秀的孩子们多数都把报考师范当做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一来分配当老师很顺利，二来长期工作待遇不低。所以徐烨锋初中毕业后，同样没有选择再读高中，而是考取了朔州师范。2001年，22岁的她完成了三年的普师学业，满怀希望准备走向教师岗位时，谁知时运不佳，偏偏从那年起师范生不包分配了，她只好回家待业，期间找了一位平鲁山区的农家小伙结婚成家。丈夫在大同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她仍旧常年住在吴佑庄村的娘家，夫妻有些鹊桥仙似的离多聚少，不过2005年第一个女孩出生了。
就是那一年，徐烨锋得到一次机会，终于正式分配成为公办教师。当时神头镇三泉湾学校刚好缺出一个岗位空额，担任校长的徐海就把女儿争取进来，父女两就成了同事。三泉湾学校不在村子里，孤立在桑干河南岸，正式名称是神头职中附属小学，徐海多年来在这儿任教，徐烨锋也就跟在父亲身边读完小学和初中，因此她重返母校，很有感情，上岗后担任四年级班主任，积极上进，一心为父亲争光。不过她发现，其时农村教育已经开始急遽滑坡，学生们出现了择校流动现象，就像三泉湾学校初中附带小学原先二三百号学生，眼看剩下的顶多百十多了，每个班级好些二十几个学生，差些就是十几个。“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徐烨锋听老师们经常议论，归咎于城镇化进程和私立学校的的冲击，一方面教育资源配置明显朝城里倾斜，城里的学校逐年增加仍旧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国家2003年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来，鼓励民办教育，不论城镇还是乡村，私立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行之有效地抢占生源。这些都给乡村公立学校制造出一片风声鹤唳。耳闻目睹不少有关系有门路的乡村教师接连进城，徐烨锋暗忖自己很难获得进城的机会，不过心中对母校的前景隐隐感到一丝悲观。
从2005年起，当地教育系统增加老师开始了公开招考。大概也出于对城乡教育失衡的考虑，朔州市也给乡村学校补充了不少录用的年轻教师，三泉湾学校也分来几个，教师数量有所增加，神头联区相应进行辖内的师资调整，2007年正月徐海不再担任三泉湾学校校长，而是调到了吉庄小学。吉庄村距离吴佑庄村又近了几里地，跑家也方便些。徐烨锋和父亲在一起总是踏实，所以跟着也调到吉庄小学，更换了一个工作环境。
吉庄小学看样子规模不小，占地一共八亩，一幢单面二层楼房，面积有1200平米，上下十四间教室包括一间教室改装的厨房，外加四个单间办公室，楼南则是宽阔的操场。虽说楼房没有暖气和上下水，冬天也得烧炉子，但就朔州的村级小学而言，条件无疑位列前茅、堪称一流，而地理位置处在村子的东南边沿，与当年的雁北师专旧址毗邻，环境很是幽静。再看学校的大门楼上，书法体的“吉庄小学”四个红漆大字十分醒目，落款是“彭世先题”。彭世先在2000年左右担任朔城区的区委书记，能够留下他的墨宝题名，也是学校无言讲述着的荣耀。据说学校就是世纪之交由吉庄村自己筹集资金二三十万元建起来的，一来说明村里副业发达家底不薄，但也反映了村里对教育的看重。神头镇有的村子经济条件超过吉庄，对学校的投入相对要吝啬多了。
上述就是徐烨锋对吉庄小学良好的第一印象和油然而生的感慨。
徐老师还了解到，吉庄在朔城区范围内是一个有名的文化村。她听说尊师重教历来就是吉庄的传统村风，有一个198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从恢复高考起的7年间全村考入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是20人，按人口比例达到1/80，位列全县第一。还有1958年雁北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雁北师专落户吉庄，更是带来了耀眼的光环效应，虽然1986年师专迁往大同市，但是影响犹存，在朔州人眼里的吉庄仍旧不失为一个文化符号。那么，吉庄能够做到倾尽全村之力扶持办学也就不足为奇。
日后，徐烨锋老师曾经看到过村里一位退休老校长李峰的一份简易总结，大体梳理了从解放初开始到2007年一共60余年间吉庄小学所走过的清晰的轨迹：1947年前，两家私塾，富家子弟10余人就读；1948年始有公立二级复式小学，设在庙院，老师1人，学生40余人；1950年～1967年，小学搬入地主李渠旧宅，还是二级复式教学，老师从2人增加到4人，学生人数从50余人增加到90多人；“文革”期间，因为教室毁于火灾，学校只好再次搬入破庙，但变为单班教学，从1968年～1982年，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已有200余人；1983年～1986年，学生人数更是突破了300多，老师13人，学校也搬出破庙，占用了大队部，同年级变为双班，另增两个幼儿班，学校还被确定为朔县的5所实验小学之一；从1987年～2006年的20年间，学生人数一路递减，1990年维持在190多，进入新世纪后学生开始骤减，只剩下了80多人……
如果把每个时期的学生人数排列一下，可以发现一条“过山车”式的曲线，夸张地形容可谓辉煌不再，情形与三泉湾学校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徐烨锋老师初到吉庄时，小学共有80多名学生，6个年级，外加一个学前班。有经验的老教师按照朔州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普遍情况约略估计，像吉庄这样2000余人口的村子，即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了，但7岁到13岁的适龄小学生人数应该在130人左右，那么80人之数表明还有50多个小学生或者失学或者离村在外求学。
再说教师队伍，全校一共10人。校长名叫贾建斌，40多岁，家在老婆任教的北邵庄学校；连他在内共有6名公办教师，其中两名女的：徐烨锋和年近五旬的武凤英；一位男李老师一位男赵老师，年近相仿不到40岁；再就是年龄已经55岁的大徐老师。剩下的4人，都是师范毕业后临时就业的代课教师，清一色20岁出头的女孩，待遇无比微薄，月薪仅有300元，不到公办教师的1/4，几近被人可怜。
总之徐烨锋在公办教师中年龄最小，因为是期中过来的，只有二年级班主任空缺，贾校长就安排她接任，实行的是包班制，教授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班上学生26名，相对数量最多，而其它几个年级，有的10几个学生，有的不足10个。所以徐烨锋等于挑了一副重担子，她父亲大徐老师则退出一线当了比较清闲的副课教师。其余，公办教师武凤英任四年级班主任；男李老师任五年级班主任；五、六年级数学单独分出来由男赵老师教授。那么连同学前班在内，7个班级中公办教师担任3个班的班主任，另外4个班的班主任由代课教师担任，占了半壁江山还多。
不管学生多少，当了二年级班主任的徐烨锋还是积极进入角色，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教学工作：按时按点到校，按照课程表讲课，批改语文数学作业；学生每两周的一次作文，每天的一篇日记，都要一丝不苟批阅；还有为学生征订并讲解课外辅导资料，接受联区的排名考核等等，每天忙忙碌碌，时间安排得很是紧张，日子也很充实。
2007年9月，暑假后开学了，徐烨锋跟着二年级升上三年级。贾校长调回北邵庄学校夫妻团聚，新调来了马邑村人金子旺继任校长。另有两位公办教师男赵老师和男李老师也调走了，接着调来另一位公办老教师李如茂。这一年的年底时，教师们的额外待遇除了每天一顿免费的午餐，校长又给大家每人派发了700元奖金，说是村委会聊表的一点心意。
心意归心意，学校生源的缩水依旧不能遏制。就以徐老师的三年级为例，每学期开学，班里总有一两个学生转学，多是进城走了。其中有个学生名叫李承乾，十分聪明好学，成绩自然突出，弟弟也到了学龄，但家长进城打工，为了照看方便，干脆把哥俩一起带走，送进城里的小学。李承乾之走，令徐老师很惋惜，又无法找出挽留的说辞。相对她的班还好一点，勉强留住20多个学生，别的班学生走得更多，学前班及一、二、四的四个班每班人数不足10个，五年级、六年级竟然因为没人报名而断级了。很快全校学生就减少到50多人，偌大的一幢楼房门庭冷落，教师们心中郁闷，却也茫然而无奈。因为经过几年发展，城里有几家成了气候的私立学校华丽转身获准民办公助，招生力度之大咄咄逼人，公立乡村学校越发无力招架，境况更加糟糕，比如到2008年神头联区3家学校的初中班已经被迫全部停止招生。家境日益宽裕了的村民都有了逐校意向，把城里的学校看得很神奇，当然也有跟风心态作祟。徐烨锋家访时候，老是听到家长们这样交待子女：“反正我是把你送进城里念书，万一念不成书，将来长大了也不要怪我。”
由于每个班级的学生寥寥无几，以至于2008年学校连的“六一”儿童节都没有活动，显得鸦雀无声，这是吉庄小学有史以来所罕见的。时任吉庄小学的校长金子旺束手无策，唯一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开导老师们说：“我们是教师，教书育人是天职。有几个学生就教好几个学生，即使一个也好好教。大家认真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话是这样讲的，教师也并没有懈怠，学校却也不好维持现状，就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队伍不好带了。”其时武凤英和李如茂、大徐老师一样，都因年纪接近退休而带了副课，到学校的次数不多，这样公办教师带班的只剩下了徐烨锋一人。其余4名班主任全是代课女教师，她们跃居学校的绝对主力位置，但300元的月薪养活不了自己一张嘴，肯定是人心思动，致使人员更替频繁，有的呆一年有的呆半年，或者结婚走了，或者跳槽去了私立学校，陆续增补进来的又是新手，教学过硬不到哪里，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客观现实是，留下来的学生蠢蠢欲动，家长们无不观望徘徊。
坚持到2008年寒假，很有可能难以为继的吉庄小学在风雨飘摇中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那年12月20日，吉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换届，声望较高的林建国经过竞选就任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林建国之所以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村民的选票，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顺应人心，倾听村民对小学堪忧的强烈呼声，承诺一定要全力以赴整顿小学，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保证教学质量。林支书刚刚上任，他就拿着全村2000多名村民“你认为吉庄村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的调查问卷前去跟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交换意见，其中一条“盼望小学生回流”让张校长为之动容。出于共同的目标，他全力支持吉庄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革小学教师的任用制度，自主选择教师。
跟着就在2009年小学开学前几天的元宵节时，吉庄村召开了一次全村学生家长大会，商议学校大计。到会的除了全村适龄小学生家长，还有本村的退休老教师、在外工作的教育界人士等，大家认为导致小学不景气的内在因素关键还在教师。当然把诟病完全加之于教师可能有失公允，但教师自身总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吧。总之在会上林建国要求家长们评议各位老师的优劣，再行表决作为决定其去留的依据。家长们普遍反映徐烨锋踏实敬业，口碑良好，是一位好老师；还有一位吉庄的媳妇、代课多年的阎桃花，因为对学生要求严格而深受家长们的信任和肯定。她俩顺理成章获取留用。三位带副课的公办老教师，无足轻重，任之去留，不在评议之列。其余三名代课教师，没有得到家长们认可，只能另谋高就，从吉庄小学走人。至于金校长本人，也没能在评议中过关，退回联区另行任用。
正在假期中的徐烨锋先是接到吉庄村的姑姑给她打来电话，大体得知了家长评议教师的消息。随即她又接到林支书的电话，通报了评议的结果，并诚恳地征求她的意见：“徐老师，大伙儿一致给你好评，夸你责任心很强，也有管理能力。我们商量决定请你来当校长，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你看行不行？”徐烨锋没有半点心理准备，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半晌才问了一句：“让我当校长，能行么？”林支书表示：“只要你肯干，村委会保证不折不扣大力支持。还有你父亲担任过半辈子小学校长，经验丰富，我再请他费心，帮你出谋划策。”经过林支书极力鼓动，最终徐烨锋答应了，说：“那我锻炼锻炼！”
其时徐老师刚刚30岁，就算鼓起勇气继任吉庄小学校长。虽然一个小学校长不算什么正经领导，但在村民心里，那个职位的分量很重，寄托了全村两千多人“保卫学校”的殷切希望。
马上就开学了，徐烨锋正式走马上任。
果然林支书的支持力度很大。首先多方了解挑选，配齐了一线教师：徐烨锋需要经常去联区开会，也要管理学校，所以不再带班，家住师专旧院的知名代课教师赵凤英被从私立学校请回来接任四年级班主任；阎桃花随班不变，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曾在吉庄小学代课、反响很好的贺翠霞也被请回来给一年级带班；二年级交给了李桂珍，学前班找来了李桂兰。这帮娘子军，除了赵凤英外都是吉庄的闺女或媳妇，队伍相对稳定，免了换来换去的弊端，也是长远考虑。还有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聘任的教师是吉庄的老三届高中生李银堂，原在供销社上班，他的英语底子扎实，平时辅导自己的几个孩子，英语成绩无不突出。这样校长徐烨锋之下的全班人马仍然都是代课教师，但村里给出的待遇是每人月薪1000元，徐烨锋每月奖金1200元，学校另行安排了门卫、厨师、专职卫生员。全体教职员工吃在学校，一日三餐免费。接着所有教室更换了玻璃、纱窗、桌椅板凳，布置了电教室，购置电脑两台、电视机一台。雷厉风行间，吉庄小学焕然一新。据说除了联区援助，村里当年投入竟有20余万元——就一个村庄而言，已经不惜血本了。
那时候的徐校长感觉如履薄冰，生怕辜负了吉庄父老的信赖啊，她虚心向父亲和联区校长请教，与林支书他们共同分析研究，很快提出当好校长的三点具体措施：嘴勤，手勤，制度严明。所谓嘴勤，就是多跟教师交流，多跟学生对话，多听家长的诉求，多问办学方法，然后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所谓手勤，就是每天必写校长日志，记录各班课程安排、学习内容，记录学生到校人数、安全状况，记录联区有关要求指示，从中发现不足，有的放矢；所谓纪律严明，也是办学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么，包括教师考勤、学生请销假、公物保护、作息时间等等制度，严格执行，监管到位。这三条就成了徐烨锋当校长期间的工作准则，从未有过敷衍或者马虎。
心急的还有林支书，每天他都往学校跑一趟，作为徐校长的有力后盾，尽力满足徐校长提出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关系，将朔州市实验小学的好教师请回来，给学校的教师们评课、现身说法传授经验，再派出教师们到朔州市实验小学随班学习，“走出去，请进来”，效果也还很明显。然后，林支书又组织村干部和家长到学校听课，情景竟有些与文革时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相似，让每一位教师压力不小，以至于看见林支书过来，夸张些说几乎战战兢兢的。到了期中期末考试，各年级的试卷一律从联区密封取回，当场启封，考完后徐校长都得浏览，最后交由林支书留存，以备对照成绩，评优奖励。
凭心而论，徐烨锋和教师们投入了极大的辛苦。按照作息时间，夏时学生早上6点到校，教师全都提前20分钟过来，徐校长则又比教师早到20分钟，迎候教师和学生；晚上7点放学，教师要迟回10分钟，都要把学生送出到校外车多的丁字路口，徐校长又要比教师迟回10分钟，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冬时到校推后半小时，放学提前半小时，其余做法相同。就以夏时为例，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三节课、早晚各有两个自习，教师们上班时间超过11个小时之多。大家隔三差五下班后还去家访，回家就更晚。一次阎桃花老师家访时被狗子咬伤大腿，打着狂犬病疫苗照常上课，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怨言。校长尽职尽责，教师自觉自律，大家心往一处想，团队氛围很像那么回事。
村民们感受到了村干部特别是林支书对于办学的决心和良苦用心，也看到了老师们竭尽所能一腔热忱的教学表现。试想，村里的学校欣欣向荣，小学生莫非非得外出求学？家长们莫非非得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出去？于是很快学生开始回流，到了当年4月份也即徐校长上任的头一个学期期中，全校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到100余人；再到秋季新学期开学，各年级随同班主任依次升上一级，五年级也就得以恢复，再招一个学前班，招聘了村里孙二平媳妇、能歌善舞的武兰兰当老师，同时一、二年级也开设英语课程，由回村实习的大学生李晶晶代课。这时候全校成了6个班，学生人数统计是146个。数字表明，村里的适龄小学生基本上全部回流。
神头联区按学生人数排名，北邵庄学校和大夫庄学校分列第一、第二，其中北邵庄学校的学生400多，大夫庄学校的学生比吉庄小学略多。但那两所学校是朔城区的寄宿制试点，生源包括周边村庄，而吉庄小学全是本村的孩子，非常不容易的。在乡村小学普遍低靡的大气候环境下，吉庄小学竟然奇迹般地营造了自己一片宜人的小气候。看到学生坐满了教室，最舒心的是村支书林建国，他终于可以给投票支持他的村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而发自内心为之欣慰的还是徐校长和每一位教师，她们教书的积极性更高。也许城里的教师正在为班里的学生人数太多而怨气冲天，但是谁能想到，在乡下，在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区区的吉庄小学，学生人数多了竟是教师们的精神良药啊！
最令徐校长难忘的是2009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孩子们都穿上新衣服，由徐校长主持，各班列队举牌进入操场，首先进行了升国旗仪式，然后分别表演了自己排练的文艺节目；林支书和乡里的干部被请上主席台观看，脖子上让小学生佩戴了红领巾。他们也给准备了笔记本、钢笔之类奖品，颁发给各班的优秀学生。林支书当场发表讲话，希望把吉庄小学办成闻名朔州的一流学校，同时表态：“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村支部、村委会郑重承诺：村党支部、村委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村办教育；要一如既往地扶持村办小学；要始终如一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他的承诺，让周围的家长们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时间掌声热烈。林支书的连襟在朔州电视台当记者，他还带了摄像机过来摄像，采编了一条新闻在朔州电视台播出了。看看自己上了电视，徐校长和教师们很受鼓舞，摩拳擦掌的，好像吉庄小学在不远的日子里真的即将成为朔州一流的小学。
憧憬很美好。
憧憬竟也很短暂。所以现实往往就很残酷。
就在不到100天后，林支书关于“坚定不移地发展村办教育”的承诺言犹在耳，他却拿到了一份文件，是经朔城区2009年8月13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朔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实施意见》，旨在整合教育资源，调整学校布局。文件显示，朔城区决定“撤并贾庄乡等初中11所，神西村等小学61所，七里河村等104所小学的4——6年级教学班，调整后全区农村保留高标准寄宿制学校21所、完全小学26所、小学教学点104个。”也就是说，整个朔城区一共327所农村学校，砍掉了176所，超出了一半。力度之大，可见农村学校举步维艰的程度。
不幸的是，徐烨锋任校长的吉庄小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恰在被撤并之列，犹似鱼肉被交给刀俎。理由有四，写在文件上：在校生相对较少；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布局不尽合理。吉庄小学犯了哪一条？文件没有那么多废话来解释。
林建国傻眼了。又过了月余，他又到镇上开会，镇长明确地告诉他：“整合学校刻不容缓，教育局划片了，你们吉庄和吴佑庄、新磨三个村的小学撤销归在三泉湾学校，上级不允许你们学校继续办下去。如果不撤，就是非法擅自私办！出了问题拿你是问！”看着刺目的红头文件，懊丧失意的林支书求助无门，他理解或许上级有个统筹规划，但自己十分渴望把吉庄小学继续办下去，不甘心就此半途而废。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决定装聋作哑跟镇长周旋一下，好歹等过了眼前这个新学期再说。所以他压住了文件，保密消息，没有跟村干部和徐校长传达。徐校长有一次到联区开会，听到联区校长略略提及说各小学的四五六年级三个班恐怕要被撤消。因为联区校长没做安排，所以她回去也没有跟教师们透露，生怕打击了她们积极性，不过她自己心中已经有一团阴影驱之不去，感觉学校朝不保夕。总之，吉庄小学班主任们的意识里没有撤并学校的概念，她们全都蒙在鼓里。
大约是撤并学校毕竟有个部署实施的前期准备阶段，抑或林支书的抵制总也起一点作用，反正吉庄小学顺利地度过2009年的后半学期，2010年的前半学期也按时开学了，学生入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在这一学期过半后，徐校长有孕在身，一段时间身体很是不适，只好临时请假，由赵凤英代理校长。据说期间赵凤英在联区开会时，也接到了关于撤销学校的指示，但教师们都说她回来守口如瓶，相信她绝非不动声色，而是开不了口。学校是林支书一手操持起来的，林支书的态度才可以决定学校的命运，或许赵凤英也这般想着，她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林支书身上，也就合情合理。但是，一位村支书，在中国的官员序列里轻如鸿毛，他有没有力气螳臂当车呢？怕是不自量力。
大约2010年的5月份，看见吉庄学校无动于衷，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亲自出马，来到吉庄小学，首先跟林支书碰头，告诉他说上级三令五申，吉庄小学不撤不行，没有协商的余地，必须服从大局。林支书情绪不好，负气说：“我没法跟师生们说。你自己去做工作吧。”于是张校长就由赵凤英领着，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走进教室，动员孩子们乖乖听话，下学期就转学到三泉湾学校；又介绍说三泉湾学校可以寄宿，一律两免一补，条件如何如何不错等。他的光临，等于正式公布了撤销吉庄小学的时间表。各年级班主任一时间惶恐不安，如同阴冷的寒流袭来，一扫她们脸上春天般的笑颜。毫无疑问，只要撤掉了小学，就意味着她们一帮代课教师将要离开讲台，失掉1000元月薪的工作。对照朔州的平均工资水平，1000元仍在菲薄的范围，但为人师表惯了，再适合去做什么呢？等联区校长走后，她们都去询问林支书怎么办，林支书含混其词安慰说：“你们照常教书，不可误人子弟。等到了下学期只要孩子们还来报名，咱们还能把孩子们推出教室？”
跟着林支书又遇到一件事，那天他在村里的卫生所闲坐，忽然学校背来两个小孩，因为摔跤不知碰到哪里，其中一个竟然不会站立。虽然送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林支书惊出一身冷汗，他觉得万一真的出了安全事故，自己岂不是顶风犯错，错上加错？到底是拗不过政策，担不起责任呀。所以他颓然放弃了努力，再也不敢为争取吉庄小学的存活而徒劳地奔走呼号了。
很快学校放了暑假，徐烨锋也从几位教师的电话诉说中获知了相关情况，对学校十分牵挂，老是放心不下，好容易等到应该开学的8月23日，她虽已即将临产，但还是挺着大肚子赶到吉庄小学，发现教师们都来了，大家默默地准备着开学报名工作，然而家长们早已不踏实了，只是前来观望询问，却没有一个让孩子报名，让教师们无所适从。25日徐校长就分娩了，随着她的男孩呱呱坠地，吉庄小学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锁上了校门，几个代课教师们连讲授最后一课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也免了面对学生共同啜饮彼此依依不舍的酸心滋味。
当时情景仍是别人转述，徐校长听说要强的李桂兰曾经跟林支书探讨能不能由她自己办一个幼儿班，但终至未果，她只好含泪把“六一”时亲手为班里孩子们用彩色纸片做成的26个小白兔帽子珍藏在箱底，进城去包了柜台推销手机；其余除了阎桃花到了城里的私立学校教书外，几位代课女教师就像李桂兰一样全都离开了讲台。徐校长还听说，140多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另行四处择校，只有其中的14个按要求去了三泉湾学校寄宿就读，但三泉湾学校已经沦落为饱受非议的差等生聚集之地，很快走向末路，解体了。
自从坐月子起，徐烨锋再没有去过吉庄小学。产假结束后，她接到联区通知，于2011年被充实到寄宿制的北邵庄学校担任生活老师。那里还有400多小学生，300多寄宿，徐老师与另外四名生活老师就像保姆一样轮流负责照看1～2年级16名小孩的食宿起居洗刷等，等于离开了讲台。她发现孩子们虽然每学期只交600元的生活费，伙食也很好，但由于过早离家，难免都有些发蔫，心理上难以自理，与守着父母截然不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换了岗位的徐烨锋老师应该比较清闲，收入也不比当校长时减少，不过她觉得没有了在吉庄小学时的向上的氛围，没有了作为教师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因此生活好像暗淡了许多。她怀念吉庄小学，也怀念吉庄，一次碰上林支书，林支书喟然叹息说：“吉庄失去了小学，耳边就听不到朗朗的书声，眼里也看不到结伴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孩，给人的印象是村子似乎缺少了生机，好像没有了希望和未来。还敢称什么文化村呢？”徐老师默然不答。她想起听到过的两个数字：目前的在校大学生中城乡子女的比例是82.3%和17.7%，由此她无法认定林支书的话有些偏执和悲观。不过她还想起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既然温总理常想，事情总将改观吧？
于是徐老师只能这样对林支书说：“或许将来的吉庄小学还会恢复的。”
林支书说：“但愿吧。”
李炳银先生
前几天到保德县参加赵瑜先生组织的山西报告文学创作会，聆听了中国报告文学权威大家李炳银先生的讲课，还有理由先生。心中对报告文学的创作有了新的信心，可以说受益匪浅。会间，苏华先生要去拜访李炳银先生，我就斗胆跟着去了。他们说着话，然后我把自己的《吉庄纪事》难为情地送了李炳银先生一本。以为他压根不会看。在山西的圈内，我不算什么人物，甚至也不入朋友鲁顺民的眼睛，不过还是希望李炳银先生能够抽空看看，那就很是荣幸了。
回到朔州，谁料在昨天收到李炳银先生的短信，两则同样的内容，一是李炳银先生亲自发的，一是《黄河》副主编黄风转发来的，在短信中李炳银先生这样写道：“万新先生，你送我的吉庄纪事很有意思，对于人们认识北方农村很有帮助。但是因为内容略显陈旧，不好刊物刊用。我给你出个题目：2012，吉庄的三户人家。用你习惯的笔法和仔细观察写出他们经济精神生活的现状，并注入此地的历史文化传奇故事内容，用3万多字表述出来，我可以提供发表，不知你意下如何，谢你。”
我见到短信，很是激动。李先生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权威人士，能够看了我的书，还要帮我提出选题，真是再高兴不过。想起曾经和他合照留念，不由对他倍感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