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五 宅院
母亲改嫁了，从户口和监护人意义而言，李翠梅就等于失去了母亲。俗话说“爹死娘嫁人”，比之“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尤为不幸。但好在母亲只是嫁在本村，二成才住进去的地主李广生宅院，与李士杰宅院同在南垣街，距离不过百十米，6岁的李翠梅两边跑动，有时晚上也住在母亲那边；二成才为人和善，也很喜欢她，丝毫没有让她感受到母亲在这边和那边有多大区别。直到念书后她慢慢地思想复杂了，意识到彼家不是己家，过去得次数才少了，直至极少再去。
老实说，那时母亲也无法给女儿拿出一口好吃的好喝的，因为她压根儿没有。二成才成亲时候，自己没有房子，只能把卢桂英临时娶进三成才的家里，让三成才出去寄宿了几天。随即，夫妻二人搬到村里李成斗的闲房借居。在那里的第二年，李翠梅目睹过母亲生下过一个女儿，却连接生婆都叫不起，只能让二成才扶着她的后腰自己生产，疼得哭得泪如雨下。眼看生出来了，孩子的头发黑丁丁的样子，却连脐带都没剪就无奈摁死了，因为实在养活不过。李翠梅形容说，当初二成才的光景“穷得往死里可怜”，几乎接近断炊，常年只能喝些少米的南瓜稀饭充饥，最窘况的青黄不接时，南瓜稀饭也仅仅一天两顿，下午的第二顿硬要等到阳光照到某一窗棂才喝。为了多种一些南瓜，母亲甚至不管迷信忌讳，到村东庙沟把大王庙的庙基土墩刨下来平整拢畦。这样的日子，她哪里顾得了女儿李翠梅呢？
按理二成才维持两口人伙食，应该不至于揭不开锅。不过李翠梅听母亲说，也不排除被穷亲戚所累。二成才共有4个姐妹，每年正月里都会有几个拖儿带女的前来省亲，一住就得月余，吃喝还得有个待客水平，消耗太大，总要见到瓮底。正如童谣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上唱大戏，外甥小子也要去，外甥女儿也要去，气得姥爷不出气，”还有“外甥是狗，吃了就走”，都具有时代特征，还是粮食太匮乏大家都穷，怎么能算计着多吃一点。梳理吉庄历史，也正是1954年到1955年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村的征购指标被定得多了，为完成交粮任务，多数人家只能缩减口粮，致使出现了解放后第一波次的饥荒，二成才家的小气候也与全村的大气候有关。
相反李士杰家的日子要好得多，李翠梅印象中没受饥饿。一来毕竟是富农人家，传统的节俭有方，比如至今村里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李春看见白面笑哩——不吃”，说的就是李士杰的长子大年友李春，节俭到把白面当做一种精神鸦片似的，可见一斑。二来，李士杰一直擅长种菜，挑到神头卖了手里能见几个活钱，还有就是可以定期拿到一点烈属抚恤，而卢桂英改嫁就享受不到了。究竟烈属抚恤多少，没有查到资料上的准确数字，给钱也一直都是李士杰去县里的民政局领取，李翠梅听说大概是每月5元。有个佐证，烈士五辣椒的父亲李林仁也领抚恤金，老伴去世早只他一人有份，他孙子李宏业说肯定每季度是9元。李宏业还讲，李林仁平时多去民政局跑跑，一般可以额外要来三元两元；开始时也跟李士杰结伴，可是后来阶级的风声一紧，大约感觉李士杰的富农成分疑似有负面效果，也就不再同行。
公允地说，从土改到大跃进，李士杰全家因为富农成分除了名誉不好，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再有烈属的事实存在，最起码能毁誉参半，所以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但是，在阶级斗争之弦开始在中国有了绷紧的迹象，身为富农者眼看着不容易继续独善其身了，即使是烈属。
直接把时间记忆回到合作化后正酝酿大跃进冒进氛围的1958年。。
稍前，吉庄村合作化后曾经开展了一场类似急功近利的运动——当然也是县里号召的。这项运动说的专业些，称为“集资”，土俗些则叫“死宝变活宝”，做法就是动员社员贡献出旧社会留存下来的银器、银元、首饰、元宝，支援国家建设。村干部先是开会倡导，然后分工上门进行思想动员，当然针对的目标仍是地主富农居多。其中大队长李如昆负责说服李士杰，说：“四爷，人家都说您有现洋，如果真有就拿出来，是个好事情，给您荣誉的。”李士杰的回答不乏幽默：“你们不妨捆我紧些，吊我高些，银元是没有的。”他跟村里的李壮两人因此还被送到县里的学习班提升觉悟，最终还是没有交出来。李翠梅当时五年级，她清楚地记得，爷爷回来后还有纪念品，那就是双手十指皮开肉绽。她还描述过另一个场景：村里的积极分子确实搜走过爷爷的100个大洋，还把爷爷保存的一盒子各种的原始地契给烧了，一时间院内纸烬飞扬，好像死了人烧纸一样。本来土地已经在合作化中重新被收归集体，地契除了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变天账”外毫无了实际价值，但对于曾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土地上的李士杰夫妻来说，留着的地契或可画饼充饥，而一旦连充饥的画饼都没了，打击可谓不轻。
李翠梅说，这时候的生活开始让奶奶失去信心了。
还有雪上之霜。
同样在1958年，三年友的妻子也步了卢桂英后尘，带着年幼的一儿一女改嫁到水磨头村，也就是她婆婆的娘家门上，因为三年友不幸于上一年被一场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样李家三子，到头来剩下大年友李春一棵独苗。李春夫妻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大全，女儿叫改女。在重男轻女的年代，本来大全是李家的一脉香火，可惜其智力差强人意，而且长得个头不高，村里人描述像爬地虎似的，所以给他取了绰号叫“茅篓篓”，慢慢倒把原名忘了。若在解放前，凭着李士杰的光景，茅篓篓娶个像样的媳妇不成问题，李士杰就曾说过：“想嫁咱大全的好姑娘们，能拿鞭子赶来一队。”但解放后就不可同日而语，茅篓篓该成亲时肯定无人问津，打了光棍。在李士杰妻子高大女眼里，曾经的人丁兴旺，居然一朝变得后继乏人，老大这样，老三病死，老四烈士，三媳妇改嫁，四媳妇改嫁，未来的希望渐渐暗淡……
而压垮老太太的最后一根稻草，也于1958年不期而至。
随着大跃进热潮的持续升温，吉庄被树立为县里的“五化”典型，雄心万丈准备一步迈进共产主义。所谓“五化”，说法不一，但从吉庄的“五化”痕迹看来，可以肯定包括了“吃饭食堂化、幼儿托管化、生育产院化”，因为曾经折腾出来过所谓的托儿所、产妇院和公共食堂。其中的托儿所，良好愿望是决定将学龄前小孩集中起来，统一服装及卫生用具，配套小食堂，安排保育员免费看管，为的是解放妇女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而产妇院则是专门为全村妇女坐月子服务，接生和护理一律免费，每位还给吃些细粮、供应一斤黑糖。愿望固然良好，但没有房舍不行呀，于是瞄准了富农李士杰等人的宅院。
现在，那一块的房院早已面目全非，不过根据李翠梅的记忆，可以勾勒一下想当年的规模：
首先院子有两道门，大门朝北开在南垣街槐树院斜对面，门楼比较气派；进入大门，是一条窄廊，廊内两道二门，分别是李士杰和李士达弟兄二人的院落。单说李士杰这边，选择以西为正，东向开了院门，进去就是布局合理的四合院格局；西边是面东的三间青砖砌檐的土窑，叫正窑，正窑左右是空地，左边凿有一口水井，右边堆放柴炭；北下房包括三间土房、两间较小土房和一大间的牛圈、一个猪圈；南下房依次为三间瓦房和草房、磨房、羊圈，以及厕所。解放初的居住情况是：李士杰夫妻和李翠梅母子分别住在正窑的南北两厢，大年友李春一家占用南下房一排，三年友一家占用北下房一排。到了1958年，三年友一边空置了，四年友也仅留下一个孤女，所以院落的凋敝显而易见，这才让村里则看到了潜在的利用价值。
那时候集体占用一处富农的院落，绝不像如今的拆迁那么繁琐，顶多就是大队干部的一句话而已，更不闻补偿一说。据说大跃进之初朔县组建超级农业社，神头村的社员也被迁来吉庄村安置，有些乱套。那么形势使然，需要搬家的不止李士杰一家。当然共产主义不是流离失所，大队也有统筹考虑，决定让李士杰夫妻带着孙女李翠梅入住村里大丑葫芦家的一间小西房，茅篓篓一家也给找了相邻的一间小房。
眼看乔迁在即，70岁的高大女对丈夫和孙女平静地说：“你们走吧，我不走。”
烈属（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