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惊呆了，不知所措。后来我向办公室附近的人打听，可他们对这事一无所知，最后，我找了房东，他在一楼住，是个会计。我问他红发会到底怎么了，可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我又问他邓肯·罗斯是什么人，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先生呀！’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男人？’
“我说，‘是啊。’
“‘哦，’他说，‘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住爱德华国五街17号，圣保罗大教堂附近。’
“于是我就赶紧动身去那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护膝制造厂，厂里没人认识威廉·莫里斯或邓肯·罗斯。”
“后来你怎么办呢？”福尔摩斯问。
“我只好回家，我的伙计安慰了我大半天，他让我耐心地等一段时间，可能会收到什么信的，可是，我不想听他那些话，我不想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好的工作。我听别人说，你足智多谋，经常给别人解决难题，所以，我马上来找你了。”
“你做得对，”福尔摩斯说，“你的事情不同寻常，我很乐意接手。根据你刚才所说，我想事情可能非常严重。”
威尔逊先生说：“当然严重了！你看，我每周要损失四英镑。”
“就你个人来说，你不应该对这个异乎寻常的红发会有什么抱怨。”福尔摩斯说，“相反，你不仅赚了三十多镑，还通过抄书获得了不少知识，你没有吃亏。”
“我是没吃亏，先生。我只想弄清他们是谁，玩这套把戏耍弄我的目的是什么？这玩笑可真昂贵，他们花了三十二英镑呢。”
“我们会为你解开疑团的，不过，威尔逊先生，我得先问你几个问题。是你的伙计让你看到那张广告的吗？他在你那儿干了多久？”
“当时才一个月。”
“他怎么来的？”
“他看了我登的招聘广告后找来的。”
“他是惟一来应聘的？”
“不，有十多个人来应聘。”
“你是怎么选中他的？”
“因为他挺机灵，要的工资也不多。”
“这个温森特·斯波尔丁长什么模样？”
“个不高，但很健壮，手脚麻利，年纪在三十岁左右，没长胡子，前额有块被硫酸烧伤过的疤痕。”
福尔摩斯有些激动地坐直了身子：“这些我都预料到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扎了耳孔没有？”
“是啊，先生，他说那是小时候被一个吉卜赛人给扎的。”
“哦，”福尔摩斯又靠到椅上，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现在还在你那儿吗？
”
“是的，我来时他还在那。”
“你不在的时候，当铺由他照管？”
“是的，先生。我对他很信任，而且，上午没什么生意。”
“好啦，威尔逊先生，我会在两天内把调查结果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想到星期一就能给你个答复了。”
“喂，华生，”威尔逊走后，福尔摩斯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没看出什么，”我老实地说，“这事太古怪了。”
福尔摩斯说：“一般说来，越是离奇古怪的事，真相大白之后它就越简单。就像一张很普通的面孔让人很难辨认一样，没有特征的案子侦破起来也挺让人头疼。现在，我们得马上行动。”
“那你现在从何下手？”我问。
“先抽烟。”他回答道，“这事得好好想想。请你五十分钟内别和我说话。”说完他就蜷起身子，曲着的膝盖快要碰到他的鼻子了。他眯了眼睛坐在那儿，叼在嘴里的黑色陶制烟斗像是某种鸟类又尖又长的喙。我以为他睡着了，而我自己也禁不住打起了瞌睡。突然间，福尔摩斯跳了起来，看起来已经胸有成竹了。
他把烟斗放到壁炉台后说：“今天下午在圣·詹姆斯有萨拉沙蒂的演出，华生，你没什么事吧！”
“我今天没什么事，我的工作并不忙。”
“那就戴上帽子跟我走吧，我们先到市区吃午饭，我看到节目单上有很多德国音乐。我觉得德国音乐比意大利的或法国的音乐都好听得多，它能让人有所领悟。我正好需要好好领悟，走吧。”
我们乘地铁到了阿尔得斯盖特，然后没走多远，就到了科伯格广场——那个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是一个简陋的小巷，狭窄破落，在一个铁栏杆围成的墙里面，是四排灰暗破旧的两层楼的砖房。旁边杂草丛生的草坪上有几簇要枯萎的月桂。拐角处的房子上挂着三个镀金圆球和一块棕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加贝兹·威尔逊”几个白色大字，看到这个招牌，我们就知道这是威尔逊开的当铺。福尔摩斯在那幢房子前面仔细地观察着。然后，他沿着街道徘徊着。最后，我们回到当铺那儿，他用手杖使劲地戳了戳人行道后才走到当铺门口去敲门。一个小伙子把门打开了，他看上去精明能干，他请我们进去。
福尔摩斯说：“对不起，请问到斯特兰特怎么走？”
“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往右走到第四个路口再向左拐。”那伙计很快地说完后就把门关上了。
“好精明的伙计！”我们离开那儿后，福尔摩斯说，“据我所知，他是伦敦第四精明的人，而他的胆大妄为，我还不能肯定是不是排在第三。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了解。”
“很明显，”我说，“这个伙计在这个神秘的红发会一案中是个关键人物，我想你去问路，不只是想看一看他吧。”
“不是看他。”
“那你看什么呢？”
“看他的裤子，膝盖那一部分。”
“看到什么了没有？”
“我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
“那你干嘛用手杖使劲戳人行道呢？”
“华生，现在不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是细心去观察吧，就像在敌国侦察一样，我们知道科伯格广场有问题，现在得查清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
我们离开了偏僻的科伯格广场，转过街角，我们看到了与先前的街道完全不同的景象，这是一条繁华的大街，是贯通市西和市北的交通要道，路上车水马龙，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群来来往往的人。当那一排排华丽的商店和豪华的商业楼呈现在眼前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它真的紧挨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萧条破落的广场。
福尔摩斯在街道拐角处沿着那条商铺一路望了过去。“让我好好看看，”他说，“我必须记住这些房子的顺序，希望能一清二楚地了解伦敦——先是墨地兰烟草店，再是报亭，再往那边是城郊银行科伯格支行、素食馆、麦可法兰马车行，往下就是另一条街了。好了，华生，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该休息了。先来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吧，然后再去听小提琴演奏会，那里只有悦耳动听的音乐，而没有什么麻烦打扰我们。”
福尔摩斯是一个对音乐充满了热情的家伙，他不仅善于演奏，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很强创作能力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在观众席上，完全陶醉在一种幸福中——他修长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挥舞，他满脸微笑，目光痴迷。此时此刻的他和那个断案如神，敏锐机智的大侦探判若两人。在他异乎寻常的个性中，双重性格交替出现。他的机智、敏锐和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真是鲜明的对比。这双重性格一会儿使他精力旺盛，一会儿使他疲惫不堪。而且我很熟悉的是，他会一连几天懒洋洋地靠在他的扶手椅上，终日冥思或创作，在这种时候，他会突然地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追捕罪犯的欲望。那个时候，他的推理能力会上升到直觉的程度，以至于不了解他的人不敢正视他，认为他无所不知。所以，当我看见他沉醉在音乐中时，我就感觉到他要捉的人肯定得倒霉了。
听完音乐走出来时，福尔摩斯说：“华生，你要回家了吧？”
“是的，也该回去了。”
“我还要办几个小时的事，科伯格广场的事是一件大案。”
“怎么说是大案呢？”
“有人策划了一宗大的犯罪，我相信我能及时制止他们，可惜今天星期六，事情难办了些。
我希望今晚你能帮我。”
“晚上什么时候？”
“十点。”
“好，那我十点钟到贝克街。”
“太好了，华生，不过。这次可能有危险，你最好带上你那把在军队里用过的手枪。”
说完，他挥手向我告别，然后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我相信我并不笨，可和福尔摩斯在一起，我总觉得我还是太笨了。就说这件事吧，他看见的我也看见了，他听到的我也听到了，从他的话里面，我明显地感到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指掌，还对将要发生的事也一清二楚，而我呢，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对这件事还是一无所知。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从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那位红发老先生离奇的经历到对科伯格广场的勘查，到临分别时福尔摩斯给我的那番暗示。晚上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让我带上枪？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从福尔摩斯的话中我觉出当铺的那个伙计肯定很难对付，他可能会耍一些花招。我总想把这些谜给解开，可最终还是绝望地放弃了。反正到晚上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所以我把这事搁到了一边。
我九点十五分从家里出来，先穿过公园，再穿过牛津街，贝克街就到了。有两辆双轮双座马车停在了福尔摩斯的家门口。过道里传来楼上说话的声音，进门看见他正和两个人说得挺热闹。其中的一个我认识，警察局的侦探彼特琼斯；另一个男人是个瘦高个，头上戴着闪光的帽子，身穿很考究的礼服大衣。
“哈，我们的人都到了。”福尔摩斯边说边系粗呢大衣的扣子，然后从架子上拿下了那根打猎的鞭子，“华生，我想你应该认识伦敦警察厅的琼斯先生吧？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梅里维瑟先生，我们这次冒险行动的搭档。”
“你看，医生，我们又一起行动了。”琼斯还是那副很神气的样子。“我们这位朋友是个猎神，他需要我这样的狗去帮他捕获猎物。”
“希望我们今晚的行动别白费了。”梅里维瑟先生嘟哝着。
琼斯说：“先生，你应该相信福尔摩斯，他总是很有办法的，尽管他那些办法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具备侦探的素质，有时比官方警察的推断都正确，真的，我没夸张，比如在侦破萧尔拖凶杀案和阿克拉珍宝盗窃案中就这样。”
陌生的梅里维瑟先生不屑地说：“琼斯先生，你这样说我也不反对。不过，我错过了一场牌局，二十七年来我可是第一次在周六晚上不打桥牌。”
“我想，”福尔摩斯说，“你很快就会发现今晚不仅赌注下得很大而且牌会打得更精彩激烈，梅里维瑟先生，你今天的赌注大约有三万英镑，琼斯先生，你呢，你的赌注就是你一直要抓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