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传统也好，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也好，都离不开作家生命个体的创造，传统与作家构成一种互为存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生命个体离不开传统，在一个作家接触文学之前，文学传统不但已经得到认可与延传，而且力图全面影响乃至控制作家个性，仿佛如来佛祖的手掌一样是翻不过去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性的文化规范，传统需要不断生成、延伸，自然离不开生命个体的创造。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论文中提出了文学的“非个人化”特征，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硬币凸起来的一面，而凹进去的一面，则是作家个体传统的彰显。作家通过“非个人化”的创造，融入异常强大的传统这一整体，自己则在传统中充分存在，成为我们把握传统的具体对象，宛如河流中凸出水面的巨石，是辨别水流方向、动静的标符。
新文学传统的生成、流变，是现代作家共同创造的结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虽然在异常强大的传统面前，他得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于传统，但也正是这样，置身新文学传统之中的现代作家个体传统，相互生发，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使文学传统得到承袭、转化与多样化。
一
文学传统与作家个性因差异的存在而总是处于紧张的对峙中。这种相持体现为征服与不驯，顺从与反叛，承续与瓦解。最终的结果是，文学传统海纳百川，不断生成，变得更为庞大、芜杂，而作家视文学传统的存在为反叛的前提，以追求自由的方式放逐传统，以文学的原创性去换取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非个人化”，既是对作家个性化的一种肯定，是对创作自由、原创的一种褒扬，也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不同作家的整合，是一种辩证的透视。
古往今来，一个伟大作家的扬名，往往是得到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助力，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收割种下的庄稼。艾略特曾指出：“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这话有些费解，也容易造成“误读”。明显的是，他从一个视角来打量传统与个人才能，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明白。纵然文学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跳不出传统的掌心，但文学传统的变体链上，仍然耸起了不同的高峰。现代作家之于新文学传统，也是一个个不断隆起的高峰。它需要现代作家全身心的、独创性的付出，进而在新文学史上寻找到应有的位置。
基于此，新文学传统在具体化、阶段化、个人化的道路上不断生成、延传，便需要更多参伍以变、革故鼎新的天才人物，或者是韦伯、希尔斯所说的“卡里斯玛”人物不断加入与创造。也许“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但不可否认，“声名最著”的作家，往往仍是主要潮流的推动者与集大成者。
古今中外，不同行业的共识是，真正推动行业前行的都是天才人物贡献的，就文学而言，推动文学流变的人物无疑具有天才式的心智。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曾对天才进行过深入分析，得出一个经典性的判断：“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这一定义保持着古人对天才的神化，在摘除神化的面纱之后，不难看出在天才的诸多个人资质中，独创和典范是最为关键的元素，其中独创性又是典范的基础。作为具有天赋才能的个体，天才并不是通过袭取陈陈相因的规矩来从事自己的劳动，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以其原创性的伟力独领一代风骚。凡人庸众小心翼翼地在规矩内亦步亦趋，而天才则大胆创造规则，标榜自由、张扬个性。此外，康德认为艺术创造尤其需要天才出现，创造是艺术家的天职。作为一个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行为似乎是无目的的，但又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体现出目的性，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天才开创传统、建立规则，居于实质性传统变体链的源头。
有群众存在，自然会有英雄存在。韦伯、希尔斯对英雄的称呼是“卡里斯玛”型人物。以研究“传统”著称的希尔斯认为，大凡文坛领袖人物，均以其超凡绝俗，独步一时的原创性为文学传统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使之得以更新、得以延续。在新旧文学传统更迭交替之际，更不可缺少扭转风气的“克里斯玛”型人物。这种人物，一方面，总是特立独行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推动新旧传统的交接与转化；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威并不是靠诸如血缘关系、世袭制度或册封之类途径获得，而是完全凭借超凡出众的个人资质，在创造的崎岖小道上长途奔驰，最终修成正果。检点一下新文学传统，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像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屈原、曹操、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伟大作家一样，崛起于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穆旦、曹禺、张爱玲等人，都不愧为开一代风气之先而又具有高度综合性力量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新文学传统不断生成、不断流变、不断典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可以感知、可以触摸到的，它是具体的、多层面的。
二
新文学传统由现代作家群体共同创造，不同的作家因创造力的高低而所占份额有所不同。新文学整体中实质性的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克里斯玛”式的大作家，如果把传统比喻为一只股票的话，那么其中更大的股东，应是鲁迅传统，其次是郭沫若传统、胡适传统、茅盾传统……不同的现代作家传统，在代代相传中，因不同追随者心慕手追，既受影响又不断突破影响，因而发生了种种变异，同时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也就是形成一条不断流变的变体链，被确认为共同的作家传统。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这是一本普通高等教育文科重点教材的论评，主要着眼于鲁迅作品与精神的影响与传承，虽然没有言及“鲁迅传统”字样，但实际上讨论的是同一事物。确实，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传统是最为显著的存在，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首屈一指的。鲁迅传统既是个体的传统，又是后继者不断汇合的传统。“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作为新文艺的缔造者之一，鲁迅不缺乏伟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鲁迅以自己毕生的精力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比如，树立了现代小说新形式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反抗绝望与虚无的散文诗集《野草》，熔历史与现实于一炉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以及最能体现他创作天赋的杂文集《坟》、《三闲集》……可以说，大多数作品都是不可重复的杰作，一起构筑了难以企及而又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具体条分缕析拆开来看，在鲁迅传统内部，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式的特立独行、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又有“俯首甘为孺子牛”式的寻找同伴、发掘新生力量的智慧；既有立足现实、针砭国民性痼疾的呐喊，又有沉浸于想象，向往自由美好的憧憬；既有建设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又有不断深入灵魂的独语……可以说，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旗帜，是道不尽、说不完的。
正如传统的定义所规定的那样，鲁迅传统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变体链。追随鲁迅成为现代作家的必由之路。在现代作家队伍中，对鲁迅的精神传承更为明显，从胡风到巴金，从鲁迅风到不同时期杂文的勃发，都可见鲁迅传统的传承。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对鲁迅的非议与贬低现象，其中恰恰可以看出鲁迅传统的强大，以及它对后来作家们的压力。另外，把目光从创作界挪移到理论圈子，也是如此。目前公认的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已有四代至五代的精神传递，在代际更迭之中，鲁迅研究是不同圈子、背景的学者们联系的最佳纽带。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因学术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其他原因，早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时期，便奠定了鲁迅研究的多元发展局面，如陈西滢等人的对立批评，以成仿吾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的鲁迅观，以傅斯年、茅盾、张定璜为代表的社会一人生派的鲁迅研究，都是互通有无，丰富了鲁迅传统。至于后来，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人生一艺术派，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都呈现出不断深入、流派并立的大好局面。从读者层面来看，鲁迅从来不乏庞大的读者群，不同年龄、学历、职业的读者，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而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现实的人生，差不多没有哪个稍通文墨的中国人，不知晓鲁迅的名字与代表性的作品，不知道鲁迅的某些思想。——正如这样的声音，因为有了鲁迅，读者才不至于孤独。鲁迅传统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力量组成同盟军，源源不断地在变体链上丰富起来，繁杂起来。
与鲁迅传统相比，茅盾传统虽然没有前者如此庞杂、辉煌，罩上形形色色的耀眼光环，但也是不可忽视的显著存在。50年代初冯雪峰就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分别由鲁迅与茅盾各自开辟了一个传统。”在新文学史上，对茅盾传统的概括大致有以下诸点：气势阔大的史诗传统，积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社会分析的理性化叙事传统。茅盾传统由茅盾本人与其他受他影响的作家群体构成，不是凝固不动、僵死不变的，而是一路发展着的。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林家铺子》等作品影响，在同时代的30年代就吸引了一批作家关注“丰收成灾”的社会问题，写出了一批在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如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引起了吴组缃、沙汀、艾芜等诸多同道的关注，并一起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创作倾向的创作思潮。这一传统后来继续以显性或隐性的不同方式影响后来的创作。例如40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写作潮流和史诗风格的范式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题材、城市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新时期的改革题材小说等，都可见出茅盾传统所拥有的在把握此类题材时分析现实、塑造人物、反映时代的种种痕迹。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茅盾一路传递过来；茅盾小说创作时坚持的创作技巧、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在新来者的创作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在现代文学史上，曾有“鲁郭茅”之说。作为三个伟大作家之一，郭沫若传统则又有不同的质地、特征。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上作出过不朽贡献、争议又十分激烈的文化名人。从“时代的肖子”——《女神》伊始，郭沫若踏上文坛的第一步，便不同凡响。无论是文学范畴之内的诗歌、小说、散文、历史剧、翻译、文论，还是历史、考古、政治等不同领域，郭沫若都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创造性成就，并被誉为“球形天才”式的人物。郭沫若在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发现，其背后是他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在保持着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步时，他永远渴望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广泛吸收入类最新的文明成果，并创造性地加以构思、熔铸、定型。仅以《女神》为例，在诗作中作者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以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为己任，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在《女神》中，有自由而疯狂地吞吐日月、在自己的脊髓脑筋上奔跑的天狗，有五百年后集香木自焚然后重生的凤凰，有提起全身的力量来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这些包含想落天外的想象力的诗篇，都成为后来者吟诵、取法的对象。如果说胡适的尝试是通过白话为诗的主张与实践开一代诗风的话，紧随其后的郭沫若之《女神》则更具创造性与个体性，也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诗风推进的速度。仅从语汇来看，《女神》的语汇系统非常芜杂、丰富，与胡适的《尝试集》相比已有质的飞跃，由《尝试集》而《女神》，可以说已过渡、推进到众“语”杂生的阶段。胡适说自己诗作有“裹脚的气息”，在郭沫若的《女神》中则很难感觉得到，它呈现的是焕然一新、活力十足的新面孔。《女神》第一次实质性地强化了初期白话诗诗句容纳、汲取各类语汇的消化功能，达到无论什么语汇都可以人诗的地步，如文言词语、古语词、口语虚词、外来音译词，外文单词、方言土语词汇，这一切都被郭沫若揉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大杂烩般的语汇加工区。由于这一特点异常醒目，当时跟踪式的诗评对此多有积极的论述。
自郭沫若开创浪漫主义诗风以来，新诗史上的新诗人，不乏郭沫若的信徒，他们或者张扬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或强化新诗的抒情格调，或镕铸历史典籍里的意象、故事，从不同角度延续了郭沫若传统的新诗传统分支。在五四时期，《女神》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许多后来的新诗人，都是读了《女神》才走近了新诗。读者群体对《女神》的阅读、消费，最明显的是带动了诗集的出版印刷，《女神》出版后多次再版、重印，成为一本畅销不衰的畅销书，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郭沫若传统则在不断延伸。
三
鲁迅传统、郭沫若传统、茅盾传统，习惯上被社会承认为新文学的主流传统。这里换一个角度，就是另外的非主流作家，也产生了不同色调的传统，比如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都有类似的作家传统现象。下面拈出二三位进行论述。
在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作家。曾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因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的附逆行为，导致新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涉及周作人话题。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热开始出现，尽管有学者表示异议，但仍不能阻碍周作人研究走向深入、不断壮大。据资料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年底，国内已出版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著作11部，年谱1部，传记七部，研究资料汇编1部，另有各种周氏作品的选编50余种；共发表有关周作人的文章约350篇。这些论著主要围绕周作人附逆事件、人生道路和思想演变、文艺思想和文化观念、散文小品的审判等几个方面展开。可以说，对于周作人这一对象，不同的研究者与他们阐释视野下错综复杂的周作人形象，也可以说是周作人传统的一部分。
周作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逐渐得到重视，仿周作人文风在创作界悄然呈现出蔓延之势。众所周知，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中，五四时期是小品散文的鼎盛时期，以散文创作与新文学评论著称的朱自清曾指出：五四阶段散文创作的派别林立，“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周作人便是当时的大家，他当时身处《新青年》、《语丝》一派阵营，在“自己的园地”里频频出击，屡有建树：引进“美文”的概念，提倡“言志”的小品文，形成“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两种风格，特别是后一种文风，影响深远。周作人创造性地将明人小品、异域随笔、日本徘句等融为一体，形成平和冲淡、崇尚性灵、舒徐自如的闲话体散文。当时受他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就有俞平伯、废名、冰心、川岛、钟敬文等，特别是前二位，后来是周氏的私淑弟子，在周作人传统的承袭方面，可谓有口皆碑。周作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隐失了三十余年，在新时期再度浮出历史的水面。“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他的审美情调越来越重地暗示着人们，以至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在默默地沿着他的思路前行着……相比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周氏的传统更多体现在文人的书斋里。”如果说俞平伯、黄裳、唐搜等人的书话、随笔在50年代仅是曲径通幽的话，那么到了新时期，周作人的影响更是水落石出了。在学院派知识分子、文人杂家之中，远追周作人的品性、文风成为一股较大的潜流，诸如张中行、汪曾棋、金克木、舒芜、止庵、邓云乡、杨之水、钱理群、陈平原等人笔下，或谈论吃食、或忆旧思故，或叙谈文化掌故，无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书斋型文人，往往在社会的边缘，对时弊、流俗、人生百态偶有所悟，于是在温柔敦厚中品咂出知识的趣味，回归一种超功利意味的艺术，在社会转型的浮躁之中，不啻是医治心灵的一服良药。周作人这样医治过，患上现代文明病更深的都市人，似乎也不可缺少。
周作人传统或明传、或暗递，都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共同命运，象征了动中取静的人生寓言。在五四时期风云际会的一代人中，周氏兄弟是两种文化的流脉，虽然两者相比之下，周作人传统显得过于保守、儒雅，同时其影响也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同文化传统，依附于具体文人身上，都彰显了一种文化品位、趣味，都是不可偏废的。与周作人传统类似的是，以张爱玲等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传统，也经历了类似的戏剧性过程。
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上，沦陷的上海并没有阻止张爱玲一夜成名，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评谈张爱玲，自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始，便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高起点的耀眼“明星”，遭遇新中国成立后的冷气流，一冷藏就是几十年，在这一点上似乎与周作人类似。80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得到挖掘，用力最大者莫过于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及时而重要的重评，以及沪上学者陈子善深入故纸堆的努力。后来，从“张爱玲热”到“张学”的过渡，自然让张爱玲成了新文学阐释的最大亮点之一。精英知识分子也好，大众文化受众也好，不同阐释者对张爱玲的解读成为张爱玲传统的一部分，尽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尽管张爱玲在各自的阐释中变形、自我化，但都是围绕张爱玲这一母体不断衍生的变体链。与文学评论里的张爱玲平行的是，作为海派文学中坚的她，也在影响、规范着上海文坛上后继者的创作，沪上的新文学研究圈，像陈思和、王晓明、部元宝以及海外的王德威等人，都似乎刻意关注、梳理、总结这一传统在当下创作界的影响。大致而言，海派文学传统主要体现在小说上，视19世纪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渊源，演绎出了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的繁华与颓废，在现代性的追寻中，见证了百十年的传奇故事。在这一链接上，有郁达夫这样的创造社作家，有茅盾这样的左翼文学领军人物，也有新感觉派小说的团体亮相，但最终合拢处却落在张爱玲身上。张爱玲在新中国成立后远离大陆，在香港与美国等地虽有创作，但基本远离文坛，但这一巨大的遗响仍在，上海文、坛仍在其传统的阴影下生长。比如，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就被誉为海派作家“传人”。在王安忆不少以上海为书写背景的小说中，市民社会、情调、价值观的再现，以及海上文化的勾勒、沪上女子的传奇，都有限恢复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特别是王氏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借主人公王琦瑶在上海的浮沉与沧桑，再一次让我们重温了张爱玲式的苍凉、精致。
新文学传统的生成，是由无数个像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像周作人、张爱玲式的现代作家组成的。这些“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环境下，汲取中外文学的养料，极具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文学天赋，终于像一棵棵大树一样在路上撑起了一片生命的绿荫。在这片绿荫下，有前来纳凉消暑的，也有坐在树下发呆痴想的，还有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寻找自己的各式人物，这一现象，形象地说明了现代作家传统的个人性与延续性。
由此再来反观艾略特的经典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尽管这一文献具有某种经典性，尽管国内不乏形形色色的引述与阐释，但是我们不应盲目地自我迷失，这一保守主义的观点也是一种有特定对象的典型看法而已。为玄学诗辩护的艾略特，对浪漫主义感伤滥情、崇尚个性的传统思潮进行了一次“反传统”的反动，采取了客观主义的，为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文学立场。由此而来，文学传统是不需要张扬个性，一个作家需“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这些说法都显得有点似是而非。相反，作家的个性与独特的才情是联在一起的，他以何种方式释放都是一种自由而又创造性的表现，这样成就了一个作家的传统。不同个性的作家不懈地投身于创造，分支繁多的传统，才有不断生长的可能。
现代作家的创造，是巨大的存在，一个大作家，大诗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现象，他既置身于文学传统的历史之中，又通过其创造把自己显示为某种新的“源头”，具有开创与综合的双重意义。大作家、诗人丰富、深邃的内涵给阐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多种阐释及其相互参照，又与“源头”一起构成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共同开拓。不断后来的作家、诗人又是在面对这一逝去的生命进行领悟，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也以自己的独创性丰富这一客体，从中又不断产生开一代风气的伟大作家，另成一支。所以说，传统中的个体，是具体的，可以捉摸到，也可以有限还原。他们一起构成了以时间为链条的历史意识之一环，这是作家在时间中的定位，自己和当下的关系则还带有空间位置的特点。在这样的时空中，每一个作家站在一个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点上，也鲜活在这一连接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与继承传统一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传统的流变与延续，也才最具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