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乃古人建设都城的传统，白纸黑字地写着。北京虽然屡屡改朝换代，但也不例外。甚至忽必烈造元大都，同样不敢坏了这规矩，将太庙立于齐化门内，社稷坛立于平则门内，分别从左右两侧拥护着大内宫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更是照章办事，大大地拉近了“左祖右社”与皇宫的距离：紫禁城是坐北朝南的，在其前方御街的东西两侧，设置了规模宏大的太庙与社稷坛。既可作为紫禁城的附属建筑，又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这下子，皇帝去祭祀天神与祖宗，更方便了。只需过几重门、拐几道弯就可以。而从心理上来说，也更踏实一些：毕竟，有这两大势力，在冥冥之中给自己撑腰呢！看谁还敢造反？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嘛。
清朝取而代之，占据了紫禁城，在宫廷礼仪方面依旧沿袭着明制，把祭祀社稷、太庙同祭祀天地一起列为太祀。唯一的区别，在于将太庙里供奉的牌位，换为自家的列祖列宗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北京有句流行语，夸耀本地之名胜：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与太庙，俱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俗中百姓的无穷想象。
直到1914年10月10日，笼罩着社稷坛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为中央公园，正式向全社会开放。其时清帝已退位，蜷缩于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后与南北军代表订立的“合同”，本应迁居颐和园的）。而三大殿以南各处，划归民间政府管辖。由段棋瑞等人挑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赞助修理社稷坛，以辟作新时代的公园。开放的那天，第一批游客肯定觉得像做梦一样：只需掏钱买一张门票，即可自由进出于这皇家禁地——要放在从前，绝对是杀头之罪。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孝经纬》）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山堂考察》）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必经之路。据说喜气洋洋的游客们，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唯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有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我曾经说过，北京的公园中，我最爱逛的是这一座。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我多次去其中的音乐堂听音乐会，而且是西洋交响乐团的演奏。听交响乐就需要类似的与尘世既亲密又疏离的外部环境。我跟随曲径在亭台楼榭间绕来绕去，走挺远的一段路才抵达那笙歌四起的殿堂。算是为聆听神曲而做的“热身运动”吧？
我出生在帝制早已被取缔的时代，无缘亲眼目睹天子祭祀时的盛况，只能根据别人的描述而加以想象。《大清会典》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郑连章先生形象地勾勒了清代祭祀的礼仪：“皇帝身穿祭服，日出前四刻乘礼舆出宫，由内大臣和侍卫前引后扈至太和门阶下降舆，再改乘金辇去社稷坛，当出午门时要鸣钟，并设法驾卤簿为前导，导迎鼓吹设而不作，由阙右门进至坛的外垣墙北门外神路右侧降替。这时赞引太常卿二人恭导皇帝步行入北门的右门，进人戟门内幄次，皇帝盥洗毕，再由‘导引官导上（指皇帝）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内赞奏就位，上就位’，就开始正式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举行诵祝文、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撰各诣晋位等一套繁琐的礼仪，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幸好我看的尚且只是文字），也觉得眼花缭乱。当皇帝纵然令世人羡慕，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祭这个神，明天拜那座庙，东奔西走，一点不敢马虎。够累的！老百姓怕当官的，当官的怕皇帝，而皇帝本人，原来也有他怕的东西（说白了不就是老天爷嘛）。真正是一物降一物。
不过，幸亏还有这五坛八庙能镇得住皇帝，否则他还不无法无天了？还不成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自陈胜吴广以来，百姓造反，就是为了管一管大大小小的昏君或暴君，就是为了让皇帝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尤其明末，李自成率领一群泥腿子闯进紫禁城，崇祯知道去祭社稷坛（临时抱佛脚）也没用了，只好一口气逃到景山上吊了。如果不懂得笼络人心，光靠拜天地、祭社稷也是没用的，偌大的江山照样会丢掉的。
五色土啊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我从中发现，土地犹如树木，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与天地神圣的社稷坛相比，太庙的人间烟火味恐怕更浓一些。它是皇帝的家庙，里面供奉着皇族祖先的牌位。然而皇家的祠堂，盖得可豪华了，比民间的庙宇更显尊贵。明清两代，皇帝的家谱或许并没有多厚，却是跟中国近六百年来的历史混淆在一起的。在紫禁城里住过的皇帝，前前后后共有二十四位（没算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作为旧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太庙与皇帝们的“家务事”密切相关。皇帝从登基开始，直到结婚、生子，以及出征或凯旋，每遇见此类大事，都要亲自出马，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既是尽一尽孝道，又在请求九泉之下的祖先保佑，希望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家族越来越兴旺。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皇帝家的香火，最后还是断了。自从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台，太庙顿时变得萧条了。那里面记载着封建时代的风烛残年。
正如社稷坛被辟作中央公园，太庙也不再是皇帝家的“自留地”了。若干年后，它改换了门庭，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侧，同样开凿出一道大门（和中山公园大门左右对称）。门牌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七个字，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题写的，龙飞凤舞。据说这一设想，也是布衣出身的毛泽东的点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自然有权利将皇帝的家庙改造为自己的乐园。这真正是一种翻身的感觉。我觉得文化宫的“宫”字用得很好。在旧时代，它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名词。凭什么只能他一个人用？不管故宫抑或太庙，都已非一个人的天下。
跟门庭若市的民间寺庙相比，太庙是不对外开放的（皇帝在的时候），因而庄严、肃静，甚至有一点点阴森。当然，太庙也会定期举办“庙会”的，可那是一个人的“庙会”。一个人，很孤独的，在这里，梦见祖先的亡灵。不，还有一大群长舌妇般聒噪的乌鸦，陪伴着他。直至他自己，最终成为众多亡灵中的一员。所谓皇帝的一生，不过如此。
自从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原先的门牌就取消了，被撤换下来，闲置在紧锁的祭堂（作为仓库）里达数十年之久。最近，又把这块蒙满尘埃的写有“太庙”字样的匾额找了出来，重新悬挂在通向紫禁城的西门。据说是为了吸引逛故宫的中外游客，顺便能拐过来，看看明清皇帝的祖庙。毕竟，瞅着故宫的生意越来越火热，一墙之隔的太庙，有点眼红了。客观地说，太庙确实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必要的补充。逛完紫禁城再逛太庙，能对古代的宫廷生活了解得更全面一些。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太庙里的园林、殿堂已年久失修，也该借着旅游热好好地修理一番。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恢复了对皇帝的崇拜，而是表明：他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历史。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否则的话，未来的孩子们，将不了解太庙坐落于北京城的何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将不知道所谓的太庙是什么玩意儿……即使现在，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却不知道太庙。太庙，北京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往事，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