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重振中国足球的最后选择
2011年10月11日，中国足球又一次跌到了谷底。中国国家队在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20强赛中不敌伊拉克队，自2004年开始，中国队在正式比赛中还从未战胜过伊拉克队。即便有“喜从天降”的种子队资格，即便是被认为分到了最为理想的一个小组，而这样的结局无疑给中国男足当头一棒，冲击世界杯的旅程刚刚开始，前途却已一片黯淡。
赛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曾表示在中国搞足球，不论是球迷还是足协官员都很辛苦，未来要寄希望于青少年足球，中国已经彻底沦为亚洲的三流球队，想要再进世界杯，或许得用十年的时间。
不仅仅是男足，曾是世界强队的中国女足，现今的水平急剧衰退。中国足球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一次又一次地伤了球迷的心。巍巍神州，找11个踢球的就这么难吗？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里？谁可以拯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这些都似乎成为世纪命题。
与中国足球的窝囊相比，中国的女子网球在2011年却展露惊鸿一瞥。
2011年6月4日，李娜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夺得苏珊·朗格朗杯。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同时世界排名升至第4位，追平日本选手伊达公子创造的前亚洲女子网球最高排名。
李娜的夺冠，激起新浪微博网友的极大热情。夺冠后的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与此同时，直播赛况的新浪体育在李娜夺冠后第一时间发布微博，5分钟内被转发超过2万次，10分钟内超过5万次，刷新了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的纪录。
当我们将足球与女子网球进行对比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玄机，李娜成功与中国足球的失败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关键词，那就是举国体制。只不过李娜是举国体制成功的案例，而中国足球则是抛弃举国体制而失败的典型。
在国家队时，李娜的成绩起起落落，在转为职业运动员之后成绩获得迅猛提升。但必须承认李娜是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有全国性的选拔机制，才有可能将天才型的选手网罗其中。当优秀的运动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单飞，这是对举国体制的创新，正因为举国体制与人个发展的结合，有了李娜的成功。
当《新京报》在赛后采访李娜，询问她如何看待中国体育的体制，心直口快的李娜给了一个比较干脆的答案：我从小就是在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道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而且我觉得项目不同，道路也不同。
而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则完全相反。1994年，中国足球匆匆开始了职业化征程，足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最早开始了市场化尝试。当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主要靠俱乐部，当中国足球被假球、赌球、黑哨、洗钱等所困扰之时，中国足球便开始迅速跌落到谷底。举国体制没有了，职业化又没有搞好，结果成了个两头不靠岸。而实行举国体制的朝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在小组赛上曾给足球王国巴西一个下马威。
据统计，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至2008年则只剩下38所，在中国足协和中国各地方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总量是3万。如果将中国足球比做一棵大树，举国体制则是它厚实的土壤，如果土壤贫瘠，中国足球也失去了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对于某项体育运动而言，想要迅速摆脱落后水平成为该项目的强国，实施举国体制成为最好的选择。在国际网坛上，俄罗斯红粉军团的崛起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俄罗斯姑娘无疑是世界网坛最强势的团体。2009年的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的Top10中，她们竟然占据了半数席位。红粉革命最成功的年份莫过于2004赛季，当时米什金娜、莎拉波娃、库兹涅佐娃连续在法网、温网、美网夺冠，德门蒂耶娃还收获了两个大满贯亚军。
俄罗斯网球的崛起，也可以认为是举国体制与个人发展的完美结合。在叶利钦时代以前，在国际大赛上几乎看不到俄罗斯选手的身影，但叶利钦对网球的大力支持彻底改变了这一落后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大力推广，网球在俄罗斯蔚然成风，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叶利钦为俄罗斯的网球运动注入了大量资金，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学网球，他还建立了“叶利钦基金”，每年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提供30万美元的奖学金。现在活跃在网坛上的俄罗斯著名选手大多是从90年代开始拿起球拍的，他们也都是叶利钦努力普及网球的受益者。
网球本身是一项贵族运动，想要成为一名职业选手，花费颇大。莫斯科的网球学校每月的学费是100美元到200美元，而国外培训的收费就更高。据说5岁到10岁的孩子学网球每年大致需要花费2万～3.5万美元。
想要在世界网坛争得一席之地，到欧美进行培训也必不可少。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校享有网球界的“梦工厂”之美誉，从这里走出了阿加西、塞莱斯、辛吉斯、贝克尔、皮尔斯、莎拉波娃、威廉姆斯姐妹等众明星。尼克学校的学费不菲，大约每周500～600美元。从一个兴趣少年成长为一名职业选手，至少需要铺垫近百万人民币，这显然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网球运动较为发达国家，对网球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英国每年会投入600万英镑以上的财力用于职业网球培训。
五年计划：经济落后国家的必由之路
当我们用体育运动的发展来对比经济建设时，会发现两者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读世界经济更宏大的视角。
在20世纪初，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时其他国家想要再进行工业化，对外进行商品倾销，等于抢英、法、美等国的饭碗，随着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洲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便接连开始了两场世界大战，虽然德国两次挑战强权都宣告失败，但它最终还是换回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名额。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的秩序似乎已经基本确定，其他国家已经鲜有机会跻身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这也意味着工业化国家的大门对日本、苏联、中国等国家已经关上了，世界市场这块蛋糕已经被英、法、美、德等国瓜分完毕。
但在列强的夹缝中，日本率先实现了突围。
欧美在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中，通过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屹立在世界商业之巅的巨型企业。国家的竞争更是企业的竞争，当国内的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这一些航母时，很难有任何还手之力。
在19世纪末，仅靠日本国内弱不禁风的企业与英、法、美、德的跨国企业自由竞争显然只能使差距越拉越大。这时日本拿出成为工业化强国的武器——殖产兴业。
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1870年12月成立的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日本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最终日本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
日本之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变得异常艰难，想要冲破英、法、美、德、日的铁桶包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苏联和中国仍冲破了重重阻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与日本的殖产兴业不同，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最核心的名词就是“五年计划”。举国体制成为经济欠发达国家追赶世界经济国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干大事，通过国家意志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终于获得了一张步入工业化强国之列的宝贵门票。
当然，仅靠举国体制，中国经济还是有所欠缺，正如李娜的突破是打破了举国体制的束缚，企业、家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在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区隔开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使中国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而不是充满罪恶的殖民掠夺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原始积累。而改革开放30年则充分发挥了国人的积极性，家庭财富成为时代的主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本质则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从国家意志形式向家庭开放。
中国经济的支柱主要是本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远不能实现。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斗争是长期的，但它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暗线，并没有成为主线。
外资企业并未给中国带来技术性的革新。除了解决就业外，培养产业工人外，从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来看，外资企业将研发、营销基本都放在本国，在华部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厂。
而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家意志通过经济的计划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五年计划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
通过五年计划，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五年计划是一个参照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背景，任何偏离五年计划仅奢谈私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史都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支配者，加强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家庭及个人逐渐成为时代的主角，改革开放后的六个五年计划与引发了家庭财富增长的六次浪潮。
“十二五”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第七次财富潮滚滚而来，我们每个人又该做何准备？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财富增长历程，作为个体去思考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挖到属于自己的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