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理论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实践而发展的。最早的跨国经营要追溯到16世纪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孟（ThomasMun）就提出过关于跨国经营的若干见解。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阿·马歇尔都提出过有关跨国公司的一些论述。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一直用新古典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资本输出现象。该理论应用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EliHeckscher-BertilOhlin）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来解释资本的国际流动，他们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在于各国的利率的差别，而利率的差别又取决于各国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存量相对充裕的国家利率比较低，而资本存量相对稀缺的国家利率较高。只要后者的利率绝对高于前者的利率，就会发生部分资本从前者向后者流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所说明的只是借贷资本和证券资本的国际流动。这一类的资本的流动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来自利差的好处，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所以，新古典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不是真正的跨国公司理论。
严格地说，现代跨国公司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50年代，美国的跨国公司大举向西欧进军，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战前。以往的投资行为理论已不能解释这种新的现象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含义。跨国公司的实践发展要求经济学家对以往有关理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加以反思，对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重新加以界定和研究，由此也迎来了西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理论发展的新时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跨国直接投资的动机、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其理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叶，理论界主要侧重于分析和解释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特点与决定因素，其中又以研究美国的跨国公司行为为主，如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AdvantageTheory）和维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CycleTheory），就是在研究美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优势理论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注重微观层次的企业行为的分析和行业组织结构特征的分析。海默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跨国公司具有特定的优势，从而可以克服在国外经营的种种劣势；二是这些优势的买方市场是不完全的，从而使这些优势成为垄断优势。垄断优势是指企业对某些经营要素大量占有或者完全独占而形成的优势。如有专利技术、资本数量、融资能力、管理经验、销售渠道等。这些垄断优势可以通过产业组织转移到国外，同时又不被当地竞争对手所掌握。在与当地企业的竞争中，虽然国外公司在运输、通讯成本以及对当地环境和政策法规的了解上处于劣势，但垄断优势完全可以抵消这种劣势，从而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高于国内的收益。海默又进一步解释了美国的企业为什么不以出口和许可证交易方式来占领东道国市场，而选择直接投资这种方式，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即市场失灵。他在此指的是“结构性失效”，即是由于行政干预不当或由于垄断，造成市场机制扭曲甚至窒息，以致于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由于市场分割，只有直接投资可以绕过东道国的关税壁垒，进入和扩大国外市场，并且保证对国外经营的控制及技术运用的保密，从而获得技术资产的全部优势。由此可见“拥有优势”和“消除冲突”是海默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产生的两大基本观点，而两者都源于市场的不完善。
海默的理论摒弃了长期流行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所贯彻的完全竞争的假定，是第一个将市场不完全与对外直接投资（FDI）、跨国公司联系起来的人，也成为将跨国公司理论辟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在他之后的各派莫不以市场不完善为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在运用垄断优势理论研究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发现，美国这类投资主要是由垄断程度较高的少数寡头企业进行的，这些寡头企业具有集体行动的特点，即几家同行业公司同时或先后向同一地方投资。尼克博克把此类投资称为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情况下，市场上某行业总有几家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而其他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寡头企业的行为可以成为其他企业的航标。寡头企业采取的任何活动，其他企业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力求缩小差距，降低风险，保持双方的力量均衡，这即是寡占反应原理（OligopolisticReaction Theo-ry）。尼克博克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垄断企业模仿领头企业的竞争战略。
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到了80年代，对企业特定优势解释的重点转移到了企业拥有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等无形资产上。凯夫斯（R。E。caves）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借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其掌握的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管理知识等无形资产，也称核心资产，能成功对外投资的企业大都具有一种或多种无形资产。企业通过对核心资产的占有形成垄断优势，借助这种垄断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由此形成了核心资产论（TheCore-AssetTheory）。根据厂商核心资产优势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反映了当代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机理。现代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控制知识产权进行，这与主要控制物质资产所有权的传统型直接投资有重大区别。随着跨国公司对无形资产控制的强化及其对知识产权收益保证程度的提高，其对物质产权控制的减弱，这成为传统直接投资向现代直接投资转型的重要保证。
在研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方法上，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一改以往静态分析方法，引入了动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动态模型，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维农（Vernon，1966、1974、1979）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贸易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的结合，通过动态分析论证了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维农将产品周期分为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垄断企业控制新技术，产品处于非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很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生产成本的差异对厂商生产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因此有利于在国内生产。在成熟阶段，国内外需求增加，产品逐步标准化，同时仿制品出现，价格竞争加剧，降低成本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如果国内生产的边际成本加运输成本超过了在国外生产的平均成本，而且存在国外劳动力价格差异，此时在国外生产有利。在产品标准化阶段，生产技术、规模及样式都已标准化了，企业已经失去了垄断优势，价格竞争占统治地位。此时，企业会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假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出口的替代，是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被削弱、国内外竞争激烈条件下采取的防御性的行为。显然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采掘业和服务业的对外投资，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世纪70年代，维农认识到原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一些缺陷，对其理论作了修正，他引入国际寡占行为理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他将产品生命周期重新划分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寡占阶段”、“成熟的寡占阶段”和“衰老的寡占阶段”，并指出，为了建立自己的寡占地位，防止竞争对手进入寡占市场，跨国公司在各个阶段应采取适应阶段特点的经营策略。
第二阶段：大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由于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变化，西方学术界逐渐转向研究建立跨国公司综合性或一般化的理论。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为贝克莱（Peter。J。Buckley）和卡森（Mark。Casson）的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Theory）和邓宁（John。H。Dunning）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EclecticTheory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这些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都是在市场不完善（市场失灵）的框架内展开的，但不同的是“内部化理论”强调的是“交易性失效”。内部化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科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196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成本，即企业组织内部交易和配置资源成本，并论证了随企业扩大管理成本有下降的趋势，但达到一定限度时，边际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相等，管理边界不再扩大。依照这一观点，跨国公司不过是企业边界超出国境的结果，是企业内部化过程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的产物。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利用市场机制是要付出代价的，为克服市场机制缺陷所造成的交易障碍付出的代价，即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太高，企业难以承受，便不利用市场，而将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进行，这便是市场交易性失效。“内部化就是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市场的过程，以企业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在内部化的框架下，有许多流派，大致分为两支：一支是英国学派，以巴克莱和卡森、加拿大学者格鲁曼（Buckley&；Casson，1976；Buckley，1988；Casson，1985、1987；Rugman，1980、1981、1987）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市场机制与产品的特性存在矛盾，尤其是知识、信息、技术等中间产品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其矛盾在于：第一，信息悖论。此类产品的价值在实际使用中才能充分体现，是买方确认有效才会购买，但对卖方而言又要求保密，一旦泄密将丧失其价值。第二，零边际成本。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极大，但是研究成果被模仿和复制的费用微不足道，甚至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第三，非排他性。即具有公共性质。一人拥有，并不排斥他人使用。这种外部性的特征市场机制是无法消除的，难以保证产品所有人的权益，所以要转入企业内部，通过内部体系转移该优势。
另一支是美国学派。汉纳特（Francois。Hennart）对跨国公司实行内部化的动机——市场失灵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市场失灵不是由于产品的外部性，而是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产出价值难以在市场上得到正确的衡量和实现，这才导致市场失灵。
这一时期，除上述内部化理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由于该理论吸纳以往各派有用的内容，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点，并且弥补了垄断优势理论与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的缺陷成为当代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综合研究的主流。邓宁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特定的资产所有权优势相对的区位优势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优势。它是指东道国现存的企业以内部化方式将其特定的资产与当地资源要素结合使用的一组条件，主要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发展、进入壁垒、政府的外资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产生与母国的国家优势有关，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使用可与东道国优势相结合。在邓宁看来，内部化优势对国际生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来自技术的占有，也不是来自传统的垄断优势，而是来自技术优势的内部化。从事国际生产的跨国公司不仅要有企业优势，而且要精于内部化。由此邓宁得出基本结论：一国企业是否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应当全面研究和评价它是否具备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类优势相互结合、缺一不可。只有三个优势都具备时，才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所有权优势是基础，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内部化是实现这种优势的载体，区位优势是实现上述两个优势的充分条件，三者的结合，相互影响，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获得最大的整体效益。换句话说，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如果企业仅有所有权优势而不具有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它只能采取许可证贸易的方式，通过技术贸易收益。如果企业具备了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缺乏区位优势，它可以采取出口贸易的方式，由于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来自内部优势的收益），因而出口的利益高于技术贸易的利益。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强调了上述三种最关键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共同决定作用，却忽视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对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该理论能比较好地解释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不能有力地解释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在这方面，小岛清（K。Kojima，1973、1978）对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作了补充。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的资本转移，而是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综合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类，即“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前者是投资国把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从而带来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福利的增加。后者则是投资国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到东道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中，获得垄断利润。在小岛清看来，合适的投资产业则是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同时在东道国又处于比较优势或潜在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因为“边际产业”的转移最能扩大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的比较成本差距，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国际贸易、最有效地提升双方的产业结构，符合双方的利益。“边际产业”的转移也是最有效的技术转移的途径，因为在这类产业中双方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差距最小，最易于东道国消化吸收，其波及的效应最大。
小岛清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他把比较优势原理作为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共同的基础。按边际产业扩张的原则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贸易的取代，而是补足贸易、创造贸易。但其理论全盘接受了完全竞争的假定，抛开垄断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跨国公司也调整其战略和行为，以适应全球竞争的环境。一方面，纷纷实施新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另一方面，通过结成跨国战略联盟来适应全球竞争的环境。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突出的特点分成两条线索：
第一，重视从交易费用、技术创新特性的角度对跨国公司本身发展战略的研究，尤其是对跨国战略联盟的研究。理查森（G。B。Richardson）提出了技术协调论，他认为在需要发展不同经济活动但又无法获得规模经济、需要从事研究与开发却又面临动荡不定的市场时，合作性协调就不可缺少。而威廉姆森（O。E。Williamson）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最佳管理机制或组织机构的选择是由以最低成本管理交易的效率决定的，合作协定或战略联盟可以视为由一系列技术、组织机构及区位特定因素决定的有效交易方式之一。蒂斯（D。Teece）和安东内利（C。Antonelli）等人从技术创新的特性的角度提出战略联盟是公司借以直接接触那些共同专用的知识资产的一种方式，这些资产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市场化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获得创新利润，并且也由于技术诀窍交易市场具有不完全性，公司倾向于通过创新进程的内部化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及其成本的制约，于是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合作形式就应运而生了。
第二，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外部因素对发展境外投资行为的影响方面，创立了投资诱发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发生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的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信息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它们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尤其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不占优势，其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生产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环境要素，主要包括投资国鼓励性的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东道国投资环境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科技革命和国际协议性法规。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就是两者组合作用的结果。投资诱发组合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间接诱发要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跨国直接投资行为的动机和条件，具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Kuemmerie（1999）对跨国直接投资在研发中的驱动机制作了研究，提出研发国际化的驱动力来自增加公司现有的知识存量或利用这一知识存量。跨国直接投资用于研发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增加跨国公司已有的知识存量；另一种是利用这一知识存量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研究者还发现跨国公司的聚集和国家的竞争优势有关。一国创新机制特征包括高等教育、知识产权法、用于研究的公共基金、风险资本结构等，这些因素形成了一个区位环境的外部环境，使得不同的国家对FDI和R&；D行为具有不同的吸引力。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兴起，一种崭新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理论初见端倪，这就是资源观跨国公司理论和知识观跨国公司理论（Resource-basedandKnowledge-based）。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主要源泉，同时知识的商品属性增强，知识活动与市场机制的联系日益密切，知识的创造和利用日趋产业化和企业化，所以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战略和行为进一步做了调整。跨国公司并不是由于市场交易性失效，从而不得不将科技知识在企业内部转让，相反，跨国公司是为了加强其核心优势，才将有用的知识保留在企业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寻求、挖掘积累知识资源。跨国公司对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跨国公司“价值链”的许多环节都是在企业内部运作的。现在则主要保留高附加值的知识信息密集型环节，即支撑其核心优势的环节。其他环节通过原厂委托制造（OEM）等方式，尽量“外包”、“外购”，变成了企业外部活动。跨国公司间的战略联盟更加流行。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运输的便利，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推进，跨国公司在全球更广泛、更分散的选位定点，与此同时群集的倾向更为加强。这些新动向，都超出了内部化理论的解释，同时也暴露出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完善。于是资源观的跨国公司理论应运而生。但是，该派不同的学者的观点并不相同。英国学者N。Kay将企业视为“在行政协调下的一束资源”，企业正是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走上跨国化的，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是企业运用其内生资源的产物，是企业内在的成长机制决定的，而不是像内部化理论描述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取代外部市场的结果，是被迫而做出的一种体制选择。总之，资源观跨国公司理论是内生的、动态的、主动的；而内部化理论是被动的、外生的、静态的。当然，资源观理论对企业优势的内涵及其形成，尚缺乏完整精确的论述。
近几年来，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相继出现。其观点可以综合称之为知识观跨国公司理论。Kogut&；Zander指出跨国公司的资源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知识能力，它的形成和积累，与企业机制、文化、团队等有密切关系。他们强调默示知识（tacitknowledge）是构成核心优势的主要元素，它沉淀在企业组织内部，难以从企业整体剥离，所以不易传导和移植到外国公司，因而跨国公司往往设立独资企业，吸收、消化和运用母公司的默示知识，这在高科技企业尤为如此。虽然资源观跨国公司理论和知识观跨国公司理论目前还是理论雏形，但是对研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及其变化在理论上具有参考价值。
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跨国公司行为的理论研究，尚没有出现60年代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和80年代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那样的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理论，也没出现具有全新分析框架的重大理论进展。但是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补充、修正和发展了原有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理论，使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和更加贴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