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9月14日，他出生于俄国中部梁赞镇一个穷教区的牧师之家，家境贫寒。为了全家生计，父亲除做牧师公务外，还得在田间地头劳动；母亲除料理家务外，还时常当富贵之家的佣人。巴甫洛夫从小就在勤劳、正直、性格开朗的父母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劳这一他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同时，自幼的艰辛锤炼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以致他在其后极端艰难、繁忙的工作中能应付自如，活到87岁。他成为著名科学家后，还经常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他的父亲——他一生道路上不仅仅是在学习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1870年，中学未毕业的巴甫洛夫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彼得堡大学博物系生理学部。异常勤奋使他获得学校的奖学金。正是由于这点为数不多的奖学金，才维持了他在学校的最低生活。1877年，巴甫洛夫自费去德国进修一年。回国后，他应俄国著名医学家彼·鲍特金教授之邀，在鲍特金的诊所里用浴室改建的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直到1890年。正是巴甫洛夫这10多年的勤奋工作，使他为自己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甫洛夫的勤奋持续了一生。甚至在他逝世前6天——1936年2月21日，他还以87岁的高龄在草拟1936年的工作计划，这时他已是一个肝病病人！
巴甫洛夫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家庭贫困，经济拮据，甚至结婚后为了节省开支把夫人送到在乡下的姐姐家住，竞选彼得堡大学生理学教授时的失败，晚年的肝病肺炎，都没能阻止这位科学巨人向前迈进。
巴甫洛夫鹊起于19世纪90年代。1890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医学院药理学教授，1895年又转为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还先后被选为托姆斯克大学和华沙大学的药理学教授。他1897年出版的《关于主要消化腺工作讲义》一书引起了世界性的瞩目，成了生理学研究的指南著作。
他于1891年起兼任新成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学部主任，他和这个实验室的声誉达到这种程度：不少学者宁愿不要报酬也要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先后到300多位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到过这里工作。
巴甫洛夫是动物和人类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立者。他1927年出版的《大脑两半球工作讲义》这一不朽名著被世界各国译介，1949年被译成中文。
巴甫洛夫的工作得到过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及革命政权的帮助和支持。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项旨在保证他和同事顺利进行科研的决议；1923年他的另一部浸透几十年研究心血的著作《二十年来对动物进行高级神经活动的客观研究的实验》，也是在这种帮助和支持下才出版的。十月革命后的这些岁月，苏维埃政权百废待兴，经济相当困难，但对科技的重视和对科技人员的爱护却没打折扣，这充分体现出列宁的远见卓识。
巴甫洛夫临终前不久，给有志于献身科学的青年写了一封信，向青年提了三点要求：循序渐进、谦虚、热情。这也许比他的科学遗产更加重要，比苏联政府于他去世后在他家乡建的陈列馆、纪念碑或者1949年在他诞生100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更加永垂不朽。
失踪的新郎
1871年，爱迪生24岁。这一年的圣诞节，他要举行隆重的婚礼。
平时的爱迪生，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外表，衣服经常全是褶子，有的还被酸腐蚀出洞，皮鞋极少上油，手上常被化学物品染得五颜六色，头发有时也很零乱。
圣诞节这天早上起来，要做新郎官的爱迪生就把自己“包装”一番。他把头发打扮得油光发亮，衣服“焕然一新”，皮鞋也擦得锃亮。这时，一位朋友走了进来，看到爱迪生打扮得与平日判若两人，并在房间里不停地、焦急地来回踱步，便问他出了什么事。爱迪生回答说：“我今天穿这身新衣服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忘了是什么事。”朋友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想想。”爱迪生又来回踱步几分钟之后，忽然高兴得大叫起来：“哦，我想起来了，今天我要去举行婚礼！”
下午两点，婚礼刚刚完毕，爱迪生就偷偷溜进了他的实验室。原来，这段时间他正在改进电报机，他要研究一种自动电报机，即使在结婚这一天他也放心不下他的电报机。一些客人要和他交谈，于是到处找他，但却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没找到。只好派专人再去寻找，最后终于在晚上12点才在实验室里找到——他旁若无人，正在那里摆弄着他的电报机。
为什么爱迪生在结婚这天还放心不下他的电报机呢？这是他痴迷于试验的结果。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仍在电报机上，他突然想到了解决自动电报机设计的方法，怕时间久了忘记，于是悄悄告诉新娘子，他要到实验室去一下。新娘子想到他不会耽误太久，就同意了，没想到他一去就是十来个钟头。
爱迪生只受过三年（一说三个月）正规教育，他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全靠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的笔记本有300多本，每本200页；为了研制出实用的白炽灯，试过6 000多种金属材料和1 600多种非金属材料，在确认竹丝经碳化可作这种灯的灯丝之后，便派人到世界各地采回6 000多种竹子样品回国，最后确定采用日本八幡产的竹子作灯丝；为了试制一种新蓄电池，他用了9 000多种材料，失败了5万多次……这些都是他痴迷于科学研究发明的点滴故事。
对发明的痴迷和善于利用集体智慧使他得到发明大王的美誉。在他难以准确计数的发明中，实用白炽灯和它的一套完整的供电系统、活动电影机、录音机是他的“三大发明”。
1862年，15岁的爱迪生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大事。他在火车来临的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一位后来才知道是车站站长的儿子的小孩，站长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教他学习收发电报的技术。从此，他开始交上好运。这使人自然联想起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一个人具有许多细小优良的素质，最终都可能成为幸运的机会。”
爱迪生的第一个妻子在年轻时不幸去世，因此他结过两次婚，两个妻子都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他的成功有一半也应归于他的非常有教养的第二个妻子。著名的编辑兼工程师托马斯·柯默福特·马丁曾在书中披露，爱迪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从来不参加什么运动和娱乐，连生活上起码的卫生要求也完全不顾”，多亏他妻子“把照料爱迪生当作自己的一个生活目的。要不然，他由于这种马马虎虎的生活习惯，就得早死好多年……”
在婚礼那天“失踪”的新郎还不止爱迪生一个，就在爱迪生结婚之前22年即1849年5月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客人们都等着巴斯德和该大学校长的女儿玛丽举行婚礼，但却不见巴斯德。一位熟悉他的朋友终于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他。朋友责怪他说：“新娘和朋友们都等急了，你怎么还不去？”巴斯德回答说：“你疯了吗？我的朋友，你想让我的实验中途停下来吗？不，我得做完今天的实验再去参加婚礼。”他硬是等到研究晶体的实验取得圆满结果后，才去举行婚礼。好在玛丽很了解这位一见钟情后相爱的化学教授，并没有责怪他。29岁的新郎巴斯德高兴地对她说：“我像爱我的化学结晶体那样爱你！”
科学家们正是靠着不断的投入和痴迷，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一座“嘲笑无知”的建筑
近年，英国温泽市市政府大厅游人如织——人们是来参观这座名副其实的“嘲笑无知的建筑”的。
早在17世纪，著名的建筑师克里斯托·莱伊恩受命设计了温泽市市政府大厅。他应用工程力学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巧妙地设计出了只用一根柱子支撑的大厅天花板。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大厅完成。市政府权威人士进行工程验收时，却说只用一根柱子支撑天花板，保障不了大厅的安全，责令莱伊恩再多加几根柱子。莱伊恩自信只用一根坚固的柱子足以保障大厅安全，便据理力争，并列举了相关的实例。不料，他的争辩惹恼了市政官员，险些被送上法庭。无奈，莱伊恩为了应付这些“权威人士”，只好在大厅内增加了四根柱子。
300多年过去了，市政府官员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一直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大厅的天花板至今也未出现任何险情。直到20世纪末，市政府准备修缮大厅的天花板时，才发现莱伊恩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高手。
原来，莱伊恩增加的4根柱子，实际上根本没有与天花板接触，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这些愚昧无知的“权威人士”，装装样子糊弄他们而已。
这个300多年一直未被发现的“秘密”经当地新闻媒体曝光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建筑专家的兴趣，一些游客也慕名而来，想亲睹这座“嘲笑无知的建筑”。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前任”的失误也不加任何掩饰，在21世纪到来之际特意将大厅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并专门招聘了几位年轻的姑娘做解说员，向游人介绍大厅的建筑历史和发现其中“秘密”的过程，旨在引导人们崇尚科学，相信科学。
莱伊恩德“冤案”也从此“平反”。
第一的故事
对现代人来说，从简单的电灯泡到复杂的电脑，早已司空见惯了。一些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发明这“简单的”电灯，竟用了78年（1800～1878），被称为“伟大的发明”；而将它改进成现代形式，则又用了近50年！
是的，看着别人的发明发现，有时感到并不“伟大”，而是很平常、很简单——“我都能做出来！”，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的口头禅。是的，当别人做出来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不简单”的是“第一个”。爱迪生之前，许多人都想做“第一个”电灯，但都没做出实用的“第一个”。“第一个”只有一个——爱迪生1878年做出的那个。
下面就是一些“第一个”的故事。
看着螃蟹那张牙舞爪、丑陋无比的形态，也许你不敢去吃它，如果你不知道它可以吃的话。历史上肯定有一位“第一个”吃它的英雄——只不过他的姓名没有记载。于是，人们常将那些敢于冒险做“第一个”的人，叫做“吃螃蟹的英雄”。
不过，第一位吃西红柿的英雄却有记载。
西红柿又名番茄，原来生长在中南美洲墨西哥和秘鲁等地的丛林之中。由于它形态娇艳，所以十分惹人喜爱。观赏可以，却不敢吃它，因为当地人都怀疑它红红的颜色“不正常”，很可能“有毒”，还给它取了一个恶名“狼桃”。
到了16世纪，英国有一个公爵到南美洲旅行，就顺便带了几株回国，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种植在皇家花园供人观赏。从此，也就有人把西红柿作为礼品赠送给朋友，但仍然没有谁敢尝它一口。
直到18世纪，它被传到法国时，一位法国画家却甘愿勇敢地冒生命危险，决心尝一尝它的滋味，验证它是否确实“有毒”。这位画家在吃西红柿之前，就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把衣服换成新的，嘱咐家人作好他可能死去的准备。他吃完西红柿之后，就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他还是安然无恙——西红柿没毒。
他后来告诉人们，西红柿的味道略酸且甜，很好吃。他首先吃西红柿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位画家不是以他的画，而是以他的这个“第一”成为轰动欧洲的英雄的。从此，西红柿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不过这时已主要不是作为观赏品，而作为食品。由于这位英雄，今天人们才得以品尝西红柿的美味。
第三个“第一”是亚历山大的故事。公元前333年的冬天，马其顿的将军亚历山大率军进入亚洲一个叫果底姆（Gordium）城的地方。那里有一辆著名的战车，被一根山茱萸树皮编成的绳索牢牢拴住。当地人说，要是有人想取得统治世界的王位，他就必须把这个绳结解开。
由于“世界的王位”的诱惑，许多聪明、强悍的勇士都来碰过运气，结果都铩羽而归。因为绳结盘旋缠绕、错综复杂，绳头也被隐藏在结的里面。亚历山大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也希望打开它，但尝试了几个月，都失败了。终于有一天，他果断地抽出了利剑，一剑把绳结砍成两半，绳结被“解”开了。
这个“第一”是采用新的规则：不保持绳的完整。这个著名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种方法不能奏效时，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另立一个“规则”，也许这时就会柳暗花明。其实，发明新“规则”也并不“简单”，否则，为什么在亚历山大之前那么多人就没想出来呢？
没有想出来的还不只一个，当年讥笑、贬低哥伦布的大臣们就是。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的航船到达美洲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这一天被视为他发现美洲大陆的日子。1493年，他返回西班牙，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王室的优待，但也遭到一些贵族、大臣的贬低、妒忌。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大声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坐船一直往西行，谁都能达到目的地。”哥伦布沉默着，等那些七嘴八舌讽刺、挖苦、贬低者最得意的时候，突然拿出一个鸡蛋来，说：“谁能把它小头朝下立起来？”也许这些人对这突如其来的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正在他们乱作一团的时候，哥伦布拿起鸡蛋，尖头朝下，轻轻一磕，蛋壳尖头顶部被磕破了一点，蛋稳稳地立在桌上。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过有人很快发出“嘘嘘”声，说：“鸡蛋打破了，不算数！”“尊敬的先生们，我并没讲不能打破一点儿啊！”哥伦布说，“让一个鸡蛋立起来，本来就很简单，但你们却说不可能。当别人做出来时，你们又说这么简单，不算数，先生们，冷嘲热讽掩盖不了自己的愚蠢和无能！”这时，那些自以为聪明、贬低哥伦布的人无言以对了。
这第四个故事中有两个“第一”。这里我们顺便谈及哥伦布的身世。原来，人们以为他出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其实这是不对的。20世纪80年代，葡萄牙历史学家马斯卡雷尼亚斯·巴雷托经过14年的研究后出的《哥伦布——葡萄牙国王唐·若奥二世的间谍》一书中说，哥伦布生于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的库巴镇。但愿这本书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
通过以上“第一个”的故事，我们认识到，凡事都是开头难，有人开了头，仿效很容易。
我们不能像讽刺哥伦布的王公、大臣那样，贬低别人和别人的科学成就，而是老老实实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样，自己也可能变成“第一个”。
蔑视简单平凡是人生的大敌，是科研的大敌。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死于伦敦的医学家西德纳姆（1624～1689）认为：“只有意志薄弱者才会蔑视平凡简单的东西。”这话对我们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