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日趋完善的休假制度，士大夫充裕的休闲时间
我国的休假制度源远流长，其源头往往与农时节令活动关系密切，和中国农业社会这个大背景相关，和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相关，带着明显的农耕文明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所有节庆活动，都是以农业生产的时令和节气转换为基础的，古代人们休闲活动时间的长短也主要听命于自然的天时变换。远古时期，人们为了祈求好的年成和庆贺丰收，每年要举行春秋两次的祭神活动。每当祭神之日到来时，四乡八里的村民全部出动，参与祭事活动。祭罢则饮食宴乐，彻夜狂欢。官府此日也不办理公务，官吏亦随之休假，这便是古代最早的休假日。而最早的节日更是由节气时令直接演变而来。按照我国古代农历的排定，最重要的节日有八个，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这些日子因对农事耕作至关紧要而被我们的祖先视为重要节日。同时，我们的先人还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和节气时令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一些特殊的日子，后来演化成为当今人们所熟悉的元旦、春节、元宵、中秋等重要节日。据《事物纪原》记载：“伏羲初置元日，神农初置腊节，轩辕初置二社，巫咸初置伏日。”这便是早期节假日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带有宗教祭祀色彩和农耕文明痕迹的节假日逐渐变成一种官员享受的待遇和管理官员的制度，并且在历代君王的管理构架内不断完善。
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的休假制度建立较早，《后汉书·续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可见，自秦汉起，古代中国官员的休假制度便已确立。古代官员休假称作“休沐”，也就是“言休息以洗沐也”。《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下沐”，也就是说官吏每隔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次。此外，对级别较高的官员还有诸如奖励性休假予告、病休性质的赐告和特许为父母奔丧的告宁。魏晋时期又在固定休假的基础上增加了轮休制、省亲假、落成假，这样，不仅休假的名目多了，休假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到唐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大唐帝国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各种节庆活动的增加，唐代休假制度又呈现新的特点：
一是作为常规的节假日增多。按照《唐六典》卷二记载：“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日各三日。”除此之外，还规定，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等二十个日子各休假一日。也就是说元日、寒食、清明、上巳、夏至、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官员们均要休息一至三天不等，这就大大增加了休假的时间。闲暇假日的增多，反映出大唐帝国经济的富足和对节日文化的高度重视。
二是旬假制的建立。在此以前的规例是官吏每五日休息一天，到唐代已改为十日一休。据《唐会要·休假》记载，唐高宗“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便百姓休沐”。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许自后，百官每旬节假，不入曹司……每至旬假休假，中书门下及百官并不须入朝，亦不须衙集”。休假便要充分享受休息的自由，因此不必上朝加班。这种十日一休的旬假制后来被宋代普遍采用。
三是新增设了皇帝诞降庆贺日与忌日祭奠假、节日假、旅游假、婚姻假、事故假等一些休假名目。例如规定：皇帝生日的降诞日要休假。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八月五日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生日。此例一开，后来的唐代君主大都加以效法，把自己的生日定名为一个节日，让百官届时休假，并同百姓一道庆贺。皇帝、皇后的忌日也要休假。“（唐高宗永徽）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高祖大武皇帝既开洪业，不可限以常礼，忌日特宜废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增旅游假和授衣假。“（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内外官五月给游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其游假若风土异宜，各种不等，通随便给之。”其中的“游假”是一种旅游消闲假，给假的时间可以根据各地气候、风土之差异而灵活规定，不强调千篇一律。“授衣假”则是因为要准备冬衣而给的假。不仅仅“内外官”可以享受，太学及国子学也同样可以享受。
此外还有孝假、事故假、婚姻假等。这些假期的增设，不仅大大增加了官员的休息闲暇时间，更折射出中国古代吏治中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野共有的不断增长的休闲需求。到宋代，这一带着休闲色彩和浓重狂欢意识的假日更是得到空前发展。
宋代官员所休之假大致分为定期例假、节日假和婚丧病事假三大类型，休假的主要方式为“朝假”和“休务”。所谓“朝假”即皇帝不上朝，官员也不必赴殿朝参，但需安排值日处理公务；“休务”即不必安排官员值日办公，可以任意选择在家或自由外出休息。这点与前朝的制度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宋代名目繁多的节日休假。宋代官员所休的各种节日假，时数之多，节日之繁，可算中国古代社会之最了。据《野客丛书》卷16“大节七日假”条所记载，太宗时期规定：岁节（春节）、冬至、寒食（冬至后的第105天）是宋代的“三大节”，每个节日各放“七日假”17日中休务5天，朝假2天；而圣节（当朝皇帝与太后的生日）、上元（元宵节）、中元（七月十五日）各放朝假3天，其中休务1天；夏至、腊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亦各放朝假3天，官员均不得休务。以上五节称为“五中节”，还有“18小节”，即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戌日）、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戌日）、上巳（三月初三）、端午、重阳、立春、人日（正月初七）、中和（二月初一）、春分、立夏、初伏、中伏、末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共18个节日，规定各放朝假1日，但不得休务。类似记载，多见于不同史籍。
如《宋史·职官三》就记载：祠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祀典、道释、祠庙、医药之政令”，他们“每岁元日、冬至、寒食假各七日。天庆、先天、降圣节各五日，诞圣节、正七月望、夏至、腊各三日。天棋、天W节、人日、中和、二社、上巳、端午、三伏、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及每旬假各一日”。
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亦记载：“祠部休假，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腊日各三日；徐立春、清明等节各为一日，一岁共七十六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也说，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只要不耽误公务，在上班时间内可以游宴，每旬放假一天，遇上下雨和酷暑严寒的日子还不用上早朝，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真是一位体恤下情、富有人文关怀的明君。这就是当时的“休沐”制度，也是宋代官宦文人所处的宽裕的时间环境。
“休沐”制度的完善，休暇时间的增多，必然促发士大夫文人等有闲阶层的休闲需求，必然催生享乐思想。《宋朝事实类苑》就记载：“（晏殊）及为官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供帐为游息之地。”可见，嬉游宴赏，填词燕集，纵情欢娱，成为当时文人官宦主要的生活休闲方式。
二、士大夫优裕的物质待遇
所谓士大夫是指古代的官僚和文人。正如刘泽华先生所分析的：“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其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也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兼指。士大夫从此时期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唐宋时期的士大夫大多集官僚、文人、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如白居易、刘禹锡，直到宋代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父子等，既是当朝大臣，又是文坛领袖，还是诗名显赫的名士，特别是随着赵宋王朝庶民政治、文人政治的推行，这类士大夫文人的数量众多，并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位高责轻，禄厚而身闲，过着优裕消闲的生活。
俸禄是古代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俸禄制度，也是历代王朝官职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赵宋王朝立国以来，对官员实行怀柔政策，采取“益俸”政策，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宋制禄之厚》一文中甚至称宋代官员俸禄“给赐过优”，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历史时段和每一个官员具体所得，也会出现多寡不一的情况。但是从总体来看，宋代的俸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张全明先生根据宋代官吏制度及其俸禄水平的变化，将宋代俸禄供给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宋前期，即自宋建立至真宗景德年间，俸禄制度承前唐、五代旧制，确立了按官品高低发放俸禄的定制。唐代的俸禄由土地（永业田、职田）、工资（月俸）、禄米、食料构成。根据职位高低，一品官员授田72顷，禄米每年700石，月俸每月8000文，食料费每月1800文，杂用每月1200文，防阁或庶仆每月20000文。而七品县官授田6顷，禄米每年80石，月俸每月1750文，食料费每月350文，杂用每月350文，庶仆费每月1600文。
第二阶段，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重定百官俸禄至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及俸禄制度，确立了以本官为主、自宰臣而下至岳读庙令共41等的俸禄发放制度。这一时期，真宗一方面改革俸禄发放制度，另一方面仍不断地执行增俸益禄之策，以致“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并且规定，对地方官吏“俸给宜优”。大中祥符年间，又诏令文武官员一并增加俸禄，制定文武职官月俸自三师三少120贯至侍禁4贯分为22等发放。这一时期所定的百官俸禄，是宋代自太祖以来一次较大规模的增加官俸的定制。至仁宗时，又将自咸平后尤其是乾兴以来之增俸数固定下来，从而确立了自枢密使带使相等为400千、宰相300千至下茶酒班殿侍1千，郢、唐州内品等共41等的禄制。并于嘉祐二年（1057年）十月一日，颁发《嘉禄令》正式颁行天下。
第三阶段，自元丰三年（1080年）官制改革开始至北宋末，俸禄制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元丰官制中有本官等级与实职高低不一的差别，从而重新确立了一套官吏俸禄发放制度——《元丰寄禄格》制。元丰改制后的官员俸禄，除禄粟、元随人衣粮、杂项与地方官员的职田仍多沿《嘉禄令》发给外，还提高了俸钱，新加了职钱。
第四阶段，自宋高宗立都临安至南宋末年，其俸禄制度可谓杂糅北宋不同时期俸禄制度的混合体制。
从上述宋代的俸禄制度及其变化来看，各个时期的俸禄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宋初官员的俸禄，也是一个不断增加的变量，与唐末官员俸禄支取方式相比，宋初官员俸禄有逐步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宋仁宗时期《嘉禄令》的颁布，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禄制史上重要转折的标志，它不仅是对宋初及其以前的俸禄制度的一次成功改革，从而基本上完成了魏晋以来历朝按官品定俸禄向按本官定俸禄的转变，而且确立了官吏俸禄以现钱为主干，辅以禄粟、衣料等实物为津贴，兼配以职田为补充的新型支付方式。如枢密使带使相等除规定的月俸、禄粟等各项收人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茶、酒、面、厨料、纸等实物。同时，官员赴任或督察地方，还按规定补给一定数量的“给券”，即差旅费。至于各官署，则还依职等发给数量较大的“公用钱”作为办公费用。另外，宋代为地方官提供的职田，也是当时官员俸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自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神宗元丰三年间，官员的月俸、杂项等大量提高，当时官员俸禄收入明显增长。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形成了宋制禄之厚为历代所无的看法。特别是士大夫退休后仍可获得丰厚俸禄的制度，可谓开辟了现代退休制度的先河。宋制规定，退休后的俸禄根据官员在任时的为官政绩，给予全额俸禄或一定限度的增减。退休俸禄保证了士大夫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经济来源维持其日常生活和休闲生活。史载吕蒙正“景德二年春，表请归洛。陛辞日，肩舆至东园门，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远人请和，弭兵省财，古今上策，惟愿陛下以百姓为念。’上嘉纳之，因迁从简太子洗马，知简奉礼郎。蒙正至洛，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而2010年6月2日西安航天产业基地雁塔南路考古工地发掘了一座宋代县官墓葬，出土了一批茶具、酒器、文房四宝，如茶叶末釉瓷瓶、骨梳、金珠、铜镜、铜钱、石砚台等文物，而且出土的生活用品精细华美，其中有四件白瓷莲花座盏托，与之相配的有影青六曲瓷盏、白瓷六瓣葵口盏、白瓷圆口小底盏。这四套盏托与盏的出土反映了宋代官僚士大夫的饮茶风尚，更是用实物直接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富裕精致的生活。
三、宽松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鉴于唐末藩镇拥兵横行之祸及五代各朝权臣悍将篡夺帝位之风，宋代立国之初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政治上内敛怀柔，政策上推行裁抑武臣、优遇文士的政策，高其官职，厚其俸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为宋代文人营造出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首先，完善科举制度，大力举荐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取士进人朝廷任职，为下层知识分子寻找政治出路。科举虽然不是宋代的创举，但宋代士人的政治出路也是唐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唐代，士人的仕进之路主要是科举考试，但科考取士的人数很少，尤其是最为士子们所青睐的进士科，每年及第者不过二三十人。更何况，唐代的科考制度并不完善。参与科考者，部分来自各级学校，大多为官员子弟，其他人则要经过地方上的“选贡”，士庶之分虽非“选贡”的依据，但作为一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手段，它对“选贡”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卷评阅实行不糊名制，考生能否及第，受其家庭背景、个人的社会声誉、与考官的关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在科考中能够捷足先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幸运儿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不免名落孙山，有的甚至一生都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到了宋代，不仅门阀势力大大减弱，门阀观念也逐渐消弭。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严格的考试过程，已使门阀世族没有任何入仕优势可言。相反，一些出身寒微而有卓绝才干的士人却乘时而起，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跃登龙门、报主荣亲的人生理想。为了杜绝科考中的请托舞弊之风，宋代实行了严格的弥封、誊录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主考官徇私取舍，使每个考生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还大规模地扩大士子们最为看重的，也是出路最好的进士科的名额。宋代每年录取的进士名额一般有两三百人，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达1100余人。宋代统治者尊重士人，对屡次没有考中的举子特加恩典：各地将在省试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册上报朝廷，准许他们陪省试合格者参加殿试，称“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正科名额已经很多，再加上特奏名进士，宋代科举录取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唐代。科举正途之外，宋代还实行恩荫制度，扩大恩荫范围，以笼络朝臣。在宋代，一代为官，则荫及数代子孙，姻亲、门客皆可恩荫授官，以至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狠，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而且无论是科举还是恩荫，一旦被朝廷录用，即可享受优厚的待遇，“一登仕版，迁转如流”，“官秩既进，俸亦随之”。难怪庆历年间石介撰《庆历圣德颂序》不无得意地炫耀：“上视汉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期间非无神圣之主、盛名之时，未有如此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当，实为希阔殊尤，旷绝盛事。”因此，宋代文人极少“怀才不遇”之作。仕途比前代广阔，产生了大量文人从政的现象。仕途无忧，自然关注时事。其次，宋代对文人士子实行宽容怀柔的管理政策，不仅鼓励文人士子大胆进言，广泛参与治理国家的各项事务，而且不轻易处罚责难文人。据《宋稗类钞》卷一记载，宋太祖在建国之初曾立下“戒碑”，发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告诫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宗也曾说，文臣的弊病多如鼠穴，堵不胜堵，不必过分追究，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宋代真宗以下的各朝皇帝均严格奉守这一祖宗遗训，不敢稍有违背。整个宋代，除叛逆谋反罪外，一般京官犯罪，只是贬黜为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不过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庚岭南）、“过海”（到海南岛），这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做官食禄。宋代文人士大夫俸禄之厚、政治地位之高，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鲜有可比的。
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文、养文的社会风尚，为士大夫文人消除了忧生畏祸的心理障碍，培养了文人士子忠君、言事的政治人格，铸就了文人由边缘而中心的政治地位，激发了文人由观望到担当责任的社会人格。同时，优厚的官俸，为他们纵情享乐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闲适宽裕的时间为他们享受生活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则为纵情享乐培育了滋生和蔓延的肥沃土壤。位重而责轻，俸厚而身闲。随着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我价值的实现，潜藏在文人生命意识深处的享乐需求也如春天的荒草，在文人士子心中蔓延生长。对此，朝廷不但不加干涉，而且鼓励。“杯酒释兵权”后的宋朝统治者对开国的功臣勋旧实行赎买政策，用丰厚的物质赏赐保证其富贵生活，鼓励他们“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避免他们对国家权力的觊觎。“一时人士，相率以成风尚者，章蘸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轻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正如《东京事略》记载：“宋兴，承五季之徐，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事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毫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接着，王栐具体描述宋代风气的变化过程，他说：“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