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讲学时，曾接见过一个个非见他不可的人，这位不知名的年轻人说：“教授先生，你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公式，E=mc2，希望能发明一种巧妙的机器，把物质中亿万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统统释放出来，到那时候……”
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笑着说：“不要激动，年轻人，现在不是细谈这事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物理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即能够把E=mc2这个公式应用到实际中。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把原子的质中蕴藏着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也许是100年后的事情。有人干脆说，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夏，爱因斯坦面临一个重要性和尖锐性都无可比拟的问题。早在1939年1月17日，柏林《自然科学》杂志报道了哈恩、施特拉斯曼合著的《论铀在中子轰击下……》。
爱因斯坦与随之赶来的波尔进行了讨论。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将发生？E=mc2，无穷无尽的能量，将不可遏止地向我们冲来？一系列实验都已观察到，每个铀核裂变的时候确实能释放出几个中子，就算放出3个吧，3个中子引起3个铀核裂变，一共放出9个中子。这样，1、3、9、27、81、243、729、2187……像一条链子，铀的裂变就能一直进行下去，亿万卡热量就将冲出来，凶猛异常……
面对实验结果，费米教授惊呆了。
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它的威力，比普通的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霎时间，千千万万生命会被烧成灰烬。
费米教授刚到美国不久。他是趁着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带着妻子逃到美国，加入难民的行列。费米教授本人不是犹太人，妻子却是犹太人。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条疯狗手里拿到这种炸弹……费米不禁又打了个寒噤。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费米教授决定去拜访海军部，报告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情况，他带着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介绍信，来到海军军械部部长胡伯将军的办公室，可是这位将军听不懂什么“中子”、“同位素”。再加上，费米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中间还夹着不少意大利语，不但将军听不懂，连记录的参谋军官也弄不懂，最后，将军只能向教授先生道谢，请他“继续努力”。
此时，还有一个人，也和费米一样忧心忡忡，他就是那位干劲十足、满脑子生意经的匈牙利犹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做过爱因斯坦的学生，还和爱因斯坦一起发明过一种热泵（就是制冷机），并取得了专利。后来，西拉德逃难到美国，致力于研究链式反应。他与费米教授一样，深信链式反应正在渐渐地从理论变为实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铀的这种链式反应用到军事上，能够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如果让希特勒的德国抢先制造出来，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西拉德马上行动起来了。1939年7月，西拉德和另一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前往长岛海边，爱因斯坦正在那里避暑。
街上一个7岁的小孩很熟悉爱因斯坦，给他们指出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别墅。
西拉德回忆说：
“爱因斯坦并没有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当我刚一向他提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了评价，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觉得在通知比利时政府以前，还是应当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美国国务院。于是把维纳格建议起草的给比利时政府的信，抄送美国国务院一份。这样决定之后，我和维格纳就离开了他的别墅。”
西拉德同自己的熟人、朋友商量了一下，最后会见了芬兰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呆在总统身边。萨克斯认清了关于铀裂变的情报的意义，西拉德决定让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并预先准备好一份信稿。
8月2日，西拉德偕同爱德华·泰勒再次去见爱因斯坦。
他们共同完成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这封信10月11日才呈交给罗斯福。起初，罗斯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未置可否地听取了萨克斯的陈述。事情竟被搁置起来。
萨克斯回到住处，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华美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思忖着这件事，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越想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虽已进入秋凉天气，但他还是感到闷热，焦虑万分走出房间，来到一个小公园内，在黑暗中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引起总统的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呢？突然，一个历史故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萨克斯知道该怎么说服总统了。他返回住处，沐浴更衣，天一亮就向白宫奔去。罗斯福正在用早餐，他知道萨克斯又要旧话重提，带有讽刺地问道：
“亚历山大，你到底要说多少时间？”
“总统先生，我讲一个历史事实。”萨克斯顾不上罗斯福的态度，就说起来，“当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他听说拿破仑皇帝想征服英国，就向皇帝陛下提出建议，造一支新型舰队。这支舰队不挂帆，不管刮什么风，都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可拿破仑对这个建议却置之一笑……”罗斯福沉默了，政治家对历史的教训毕竟是敏感的。
“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把我们炸得粉碎。对不对？”
“是这样。”萨克斯的心放下了。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他的秘书瓦森将军进来了。总统把爱因斯坦的信递给他，说：“需要行动起来了。”
在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下，筹备制造原子弹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起初，工作进展得并不快。
1940年3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第二封信，重申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由于政界和工商界的某些原因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最后在纳粹炸弹的威胁下，各方才齐心协力，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有了原子弹。
1945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假。8月6日下午，爱因斯坦到茶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色很沉郁。爱因斯坦没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杜卡斯低声对爱因斯坦说：“今天早晨，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播放的。”
“O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国话——“哎，真糟！”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喊。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两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据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时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的希特勒法西斯，当急需“神奇武器”时，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1942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责任。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像美国想像的那样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
“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请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1940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心里感到莫大的痛苦。
1931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告诫青年：
“……如果你们想使自己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