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上古有道的圣君，重在无形的教化，使人民各顺其性，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惊民，不扰民，不劳民，不害民。自然而然，感化在无形之中。百姓都似乎不觉得有君王在上治理的存在，因而自由自在，各安其生！次一等的君王，重在仁政的施为，凡事躬亲，以仁义治民，探求民瘼，排解民困。深入民间，关注民生。亲之近之，教之导之，而无微不至。故能得全民之爱戴与赞誉。因而顺而从之，各从其业。再次一等的君王，重在立威树信，令出法随。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使百姓无不畏服，唯命是从。因而恐惧拘谨，各守其分。再又次一等的君王，重在权诈机巧，刚愎自用，自欺欺人。苛虐残暴，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庸人自扰。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苛扰百姓，莫知适从。于是民怨沸腾，积忿难平。因而侮慢轻蔑，各抗其命。做君王的人本身诚信不足，又如何能得到百姓之信仰。所以为政当求清简自然，贵在不必多言。否则愚顽专断，多事骚扰，多言又有何益！如果行不言之教，收益于无形之教化之中，那么百姓安逸，民生乐利，大功告成，凡事顺遂，社会上无惊无扰，不争不攘，大家都不觉是治理之功，反而都说我们本来就是如此自由自在的。
太上，太古在上之圣君也。
不知有之，王弼本将 “不”字作 “下”字。不知有之始合无为而治之义。《永乐大典》本作 “不”字。
自以 “不”字为妥切。
悠兮乃悠闲自在，不事骚扰多事，故作清简自然解。
百姓皆谓我自然，乃谓我本是自然而然，而非治理之功。此正是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人无功之旨，太上之治，收效于不知不觉之中，方为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