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族商帮的对外贸易
清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代时期，云南各地涌现了一批回族商帮、商号和商行。在滇西方面，腾冲的“三盛”商号久负盛名。“三盛”系明清宠、马如灏、朱大椿合股创办，专营花纱布匹和玉石生意，在昆明、下关、保山、四川、广东等地都设有分号，生意十分红火。1840～1850年，明清宠3人首倡捐修路江惠仁铁索桥，花了数十万两银子，历时10多年才完工。明清宠当时富甲一方，被称为“明百万”。
楚雄的回族擅长于做黄金、布匹等生意，如马超群，在昆明、上海、南京、天津、香港、泰国和缅甸都开有商号，资金数百万元。钱万一、马鸿义、马伯亮三兄弟等，都在泰国开有商号。
下关马名魁曾在当地开有“福春”、“裕顺”、“泰来”3个商号，后又在四川宜宾、昆明及缅甸的仰光、曼德勒等地开了13个商号，还拥有一个100多匹骡马的马帮，往来于云南和缅甸之间进行贸易。此外，还开有缫丝、印染等手工业工厂及石磺矿等，产品直接销往国外。马名魁曾是当时滇西做对外贸易较有影响的工商大户之一。
巍山县回辉登商人忽德龙，在当地开办了皮革厂，出售和加工皮革；忽亮光则是经营布匹，开铁矿，出售铁矿石，好几个商号中都有他的股份。
在保山县，马润五曾开有“永丰祥”商号，有资本三五万银洋，从事外汇和进出口生意。自备有汽车，雇佣工人，进口货物以棉花为主。
腾冲观音塘明绍林家创办的“鉴记”商号主要经营进口棉花、洋纱等，在保山、下关、昆明、重庆和缅甸曼德勒等地开设有分号。
腾冲朱静亭在缅甸密支那勐拱设有玉石加工厂，并在下关、保山、腾冲、长沙、上海、香港和缅甸设有分店，经营进出口贸易。
沙甸白亮诚在当地开辟了数千亩农场，把内地的木棉、甘蔗、蔬菜引进到当地种植，运往个旧销售。另外，他还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成立了制茶厂，种荼数万株，年产红绿茶2万余斤，制成茶叶出售。并在勐海成立了纺织厂，自产自销，出售布匹。1938年，成立了云南思普企业局，白亮诚任经理。
在滇中、滇南方面，原信昌、兴顺和是两家比较大的商帮。原信昌商号原是通海大回村马同惠、马同桂、马子厚、马泽如等人开设和经营的，地点初在昆明，先经营远途马帮生意，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的商业往来相当频繁。1910年，为了发展思茅等地的生意，在墨江开设杂货店，沿用源馨斋牌号，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及泰国、缅甸的商品到墨江销售，并在墨江收购紫胶、獭猫皮、牛羊皮运销昆明。后来，马子厚又经营茶叶出口业务，先到江城买茶，驮入老挝销售，并由老挝交木船运往越南销售；为了发展业务，又在思茅成立了原信昌杂货店，不久交给二儿子马子明经营。马子厚来到泰国，并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地设立了几个运货点。此后的原信昌即以墨江、思茅为主要基地扩大贸易经营，在思茅销售的货物，由昆明运到墨江后，从墨江按照需要拨到思茅来，进泰、缅的货物再从思茅拨出去；至于泰、缅、老驮来的货，能在思茅、墨江销售的则酌量留下一些，多数货由思茅、墨江转运昆明。老挝方面，由于其大侄子马子厚曾去江城买茶运销老挝并经老挝运销越南，得知许多石屏人在江城附近的易武揉制饼茶，经老挝、越南外销香港创出了牌子，很得利，于是由四弟到江城成立了茶厂，牌名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驮入老挝转运越南、香港销售。并在江城开一个百货店，销售的货物由墨江拨过来，于是江城也就成为原信昌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这里距离老挝较近，出入很方便，饼茶驮入老挝后，即可交船转运越南、香港。经过数年的发展，原信昌商号的业务基地，从昆明、元江、墨江、磨黑、思茅、江城以至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基地连成一线，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业务也不断扩大。抗日战争胜利时，原信昌财产总值达2万两黄金，其中60％为在国内外的流动资金和货物， 40％为田地、房屋等不动产。
兴顺和原名“兴泰和”，1846年由玉溪大营回民马佑龄创办。因见玉溪农村妇女的土布生意有发展前途，马佑龄便由昆明购纱运往玉溪，在玉溪以纱换布后又运至昆明销售。进而将白布用土靛染成青布、蓝布出售，销路更好，不仅在昆明卖，还运往四川、贵州销售，均受顾客欢迎，生意日益兴隆。1855年，马佑龄前往麦加朝觐，取道缅甸、泰国等国，后得知泰国清迈有洋靛，染布效果好，便组成马帮，到清迈采购，运到昆明销售，遂开始经营对外贸易。光绪后期(1875～1908年)，马佑龄将商号交给儿子马启祥经营，商号更名“兴顺和”。除经营布匹、草帽、洋靛等外，还经营川盐，资金增至20多万银元，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先后在昭通、东川、曲靖、蒙自、个旧、文山、下关、保山、玉溪、墨江、元江、思茅、汉口、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号，影响遍及国内外。
在经营国内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兴顺和还与人合股兴办个旧锡务公司，开采、冶炼大锡，运销香港。马启祥被推选任公司总经理，他聘请了德国专家到个旧锡矿，改进了掘矿、吊车、运送、冶炼等设备及技术，不但增加了锡的产量，而且也提高了锡的质量，大锡也成为后来云南出口贸易中的大宗货物。由于兴顺和商号成功的商业、进出口贸易以及产销一体化，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云南三个最大的商号之一，在当时云南的工
商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回族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充当了重要的“中间商”。这是19世纪回族人定居在缅甸及泰国的一些城镇，如八莫、景栋和清迈等地时的可靠情况，他们直接参与和当地棉花、茶叶生产者之间的贸易。除了组成远途商队之外，有些回族人也扮演着中间商的角色。远途贸易需要掌握地理和中国人社会范围以外民族方面的知识，回族商人的生存和发财就是依赖这种知识。当19世纪后半期云南回族起义失败后，这些回族商人并不是作为陌生人进入南亚和东南亚，而是继续作为山区贸易者和中间商。这样，回族店铺掌柜和商贩们便在泰国、缅甸的一些城镇活跃起来。确实，泰国北部的云南浩人行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回族)作为回族远途马帮贸易的后继者，今天仍然从事着相同的行业，但贩运的路程大大缩短。在马帮商队继续穿过泰缅边界，将玉石、宝石、茶叶运往泰国，并将日用品和药品运到缅甸的同时，泰国北部的云南回族商人中大部分还充当着泰国北部各山地部落(苗、瑶、克伦、傈僳及阿卡人)与清迈这类商业中心之间贸易的“中间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云南回族商人们最初是活跃在沿缅甸与老挝边境的山寨里，特别是在清迈、清莱、夜丰颂等府；他们同样也活跃在并不直接与缅甸或老挝接壤的一些山区(加清迈府北部的帕劳)，偶尔甚至向南到达达府，并有人在那里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