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的日记中写过他要求订阅多种报纸，要求给他提供一些书籍。他还写过多次申请：“我对于具体工作人员，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们能让我学习。”“我希望在你们审查期间，再给我认真读书的机会。革命的人生，就是学习和工作、工作和学习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还有其他吗？没有了！”“你们对待犯人，政治上完全不对头……应采取从政治上引导他们进步的积极态度！”
后来，大概是监管部门同意了让他看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专案人员这才转发了他给他的老警卫员景希珍寄去的一封信：“景希珍同志，你好！接信后请按下列书单从我的书箱里把书找齐。再把我的小收音机寄来。还能不能领到我的薪金呢？能的话，给我两个月的钱，以便在这儿再买一些书和学习用品！”但是景希珍把这个字条按寄出的地点退回去了。因为，他的那些书早被红卫兵们顺手牵羊拿走很多，剩下的，包括彭总留在成都的全部物品都被当时的四川省革筹一张封条贴死了。
后来，彭总的大侄女彭梅魁也收到了他的一张字条和一个长长的书单。梅魁对她的爱人张春一说：“这条子是伯伯亲笔写的，我认识。书，我要买了给他按地点送去，再买一架半导体。这一下，可能要送我回农村了。我什么也不怕，只是孩子就托给你了！”张春一一把将书单夺过，说：“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买马列主义书籍送人能犯罪犯法吗？”他们当天就买了一大捆书和一个收音机，按信封上的地址送去了。他们原来还指望能见到伯伯本人一面，结果只在一个接待室里得到了一纸收条。
一九六七年初夏，四川省三线建设办公室管发薪金的会计雷文也收到一张彭总的字条：“会计同志，每月十八元生活费刚够交伙食。我的眼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我还需买些肥皂牙膏，可否每月多给我几元钱呢？”雷文接到这个字条后，不禁一阵心酸泪落。她想起，她第一次给彭总发薪金，彭总问起，你是哪里人，工作几年了，每月收入多少，家里有些什么负担？然后他在自己心里默算了一下，说：“你看，我一月拿这么多，这不合理。我们国家应当兴一个什么规矩，让一些收入多而负担轻的人自愿拿出一些钱来，办一些免费的学校、托儿所……”还有一次下班时，下雨了，她在机关的门洞里等着雨过。彭总来了，立刻叫自己的司机开车送她回去。她连说：“不行不行，从来没有这个规矩。”彭总说：“以后应当有，应当把我这样平时不出门，出门也不想坐车的人的车子收了，给路远的同志们上下班用！”
“可是那一次呢，我就没有在彭总困难的时候，在上级的规定我无力改变的时候，匀出一点钱给他花。”雷文在一次座谈会上泣不成声地说：“我和家里人研究过，由我们自己拿出二十元来，塞在下月发给他的生活费里寄去。可是我到底没有这样做，不是我小气，而是我胆小啊！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来我都不能心安，不能饶了我自己！”其实，这件事怎么能怪雷文胆小呢？
彭总的眼镜没有另配，但学习照常进行。梅魁记得，他开列的书单大都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战士小潘也记得他说过，“过去我们研究打仗，是下了工夫的，就是在搞建设这方面的学习，没有接上气。”他没有一分钟闲坐，学得很起劲，仿佛这里不是囚室，而是课堂。他还向警卫战士建议：“你们应当和领导说，看守的时候，可以读读书写写字嘛。”后来真按着他的意见这样做了，他很高兴，对战士们说：“不要捧着一本书装样子，要随身带一个本子，读了什么书，对你有哪些帮助，都要记下，才能真正学到一点东西！”还说，“世界上有过很多人想到过许多有趣的问题，都写在书本里。读起书来和听人家说话是一样的，听多了，主意也就有了。”
他在他读过的这些书里，每一本甚至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他自己的话。彭总平反后，中央某专案组送来的彭总遗物清单上，有一长串马列、毛主席书籍目录，但在这目录后写着：由于这些书上有彭德怀同志写的批注，根据当时上级的指示一律烧毁了。多么可惜啊！不然，一定能从这些书本中，找到这位举世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独具慧眼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