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四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姓李的同志找到梅魁家，告诉她：“你伯伯病了，明天下午三时你在家等着，我带你去看他。”梅魁好久都不敢相信，但第二天老李真的坐车接她来了。她心情紧张，也没注意车子怎么走，开到了哪儿，只觉得是进了一所医院。步入一间病房时，她骤然觉得两眼漆黑，好久才看清，原来向着阳台的仅有的两扇窗户和门上的玻璃全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角的一张床前，亮着一盏灯，照着床上那人手里举起的书本。她怯生生地走上前去，想看清他的面容，那人也抬头看了看她，突然那人丢掉书本，惊奇地问：“你……”梅魁叫了一声伯伯，把刚才老李的吩咐全忘了，伏在床前，号啕大哭。
彭总抚着侄女的头：“呵，呵，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梅魁没顾得回答他，搂着他仔细地看着，一边看一边哭：“你哪里不舒服？”
伯伯告诉她，十几天前开始拉血，起初他不在意，后来，蹲在厕所里再起不来了。“是痔疮犯了，没有什么要紧。我很不愿意住院，他们说不住不行。好啦好啦，别哭，我们说点别的吧！”他一连串地问着这个那个。
梅魁忙不迭地回答一阵后，又急切地说：“唉呀，你就等会再问人家吧。先说说你自己，这些年，你怎么过来的？”
“我怎么过来的，和你们一样，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我把你买来的书都读了，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我自己的话。看来，我只有这些书、这些话留给你们啦，你们拿去研究批评吧！也许你们没有兴趣，研究不出名堂，那就送给我的老朋友黄克诚吧！”接着他又问起她最近见过哪些过去的熟人，问起工厂的生产，问起市上的东西好不好卖，价钱是不是和以前一样，等等。梅魁插断他好几次，向他问长问短，他都似乎有意不谈自己。直到专案组的人来催她走，她才发觉到底还是他问的多，而她却没有了解到她急于想知道的，她懊丧地哭了。
他和她握手告别时说：“以后不要来了，也不要送东西了，以免妨碍工作。这些年，谢谢你们的关照，我心里很不安。”末了，他还是不忘要她向家里的人问好。
梅魁站在他床前久久不走，她心想，他不说只是痔疮犯了吗，大概会起来送送她吧？她很想他站起来走几步，看看他这些年是不是落下了什么残疾。而他却没有起来的意思，只频频挥着手说：“你走吧！”
“伯伯，我看看你的腿还在不在？”
他笑了：“我的腿能到哪去？我的骨头结实着哩！”他掀开被拍拍自己的腿，双臂还作了几下张合的动作。他大概看出了梅魁仍不放心，又说：“我起不来，我没有裤带！他们……”他看了看专案人员，“不给我裤带，手表也收走了，连一支铅笔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这屋子，糊得好死，他们怕我……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怕我！”他在床沿上擂着拳头，“我是不会寻死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这个样的！你走吧，以后再不要来了！”
梅魁一步一回头走出了病房。
她当时并不知道，这次叫她来，是因为她的伯伯病情十分严重。她更不曾想到，几天前，这个医院一份诊断书上写着：“…确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建议准其亲属彭梅魁探亲。”这样，专案组方同意她来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