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以高度重视现实人生、执着追求功利实用为主要特征，他称之为“实用理性”。的确，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导性旨趣就在于切合时用，使某种思想学说能在经世致用中体现其价值。历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一，是构成中国文化架构的主导性成份，几乎任何一种学术门类，都渗入了历史学的因素。而且因为中国社会具有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互相渗透的特性，使得历史学的功能蔓延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历史学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事业，而被提升到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的位置上。历史研究成为具有先知意义的指导者，它对执政者的影响力乃至约束力都是难以言喻的。在中国古代，很少有哪一种知识内容和知识类型可以享受到历史学的殊荣，历史学家更是不断强化着史学的泛学术化意义。历史学，不仅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也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前者来说，史学的功能就在于资诫，对后者来说，史学的功能则体现在教化上。
事实上，“经世致用”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宣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希望从夏、商王朝的兴亡史吸取一定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至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由于政治和宗教信仰中至上的人格神“天”的威信被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强烈地震撼了，历史意识中的神意史观被剥落殆尽，动荡的时代和动荡的人生，使“人”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治乱盛衰，人情世态又规定了史家“寓褒贬，别善恶”的评判标准和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孔子的史学活动表现得最为典型。孔子笔削《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之经世意义彰然于世。司马迁指出：“夫《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作叙述性的陈述，而且同时对这些事件作出评价性的陈述，这种评价性的陈述当然渗入了价值判断，它表现在遣词造句上，被称之为“一字之褒贬”。班固指出“夫子不以空言说经”，即孔子不用纯粹的理论陈述表达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而是以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事作实例，进行褒贬劝戒的评价性陈述，以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如果说，孔子作《春秋》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取鉴思想的萌生，那么太史公作《史记》就代表着这种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汉王朝建立后，为避免秦王朝迅速覆亡的悲剧的重演，执政者需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司马迁担负起这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重任，《史记》的诞生，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确定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范型。而班固《汉书》的完成则意味着儒家正统思想最终取得了对历史学的绝对统治。古代史学中借鉴以资治的思想在中唐以后继续得到了发展，杜佑居宰辅之位，“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为解除时弊，拯救危乱，他将与社会生产、民生利弊以及与国家安危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集中整理，厘清其兴废沿革、损益变化之由，探讨其利弊得失，撰成《通典》，开辟了一条取鉴于典章制度的新途径。但是，将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宿求推向顶峰的还是在宋代理学思潮勃兴之后，经过数代思想家的不断努力，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以探赜前朝兴亡之迹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朝当政者提供安邦治世之借鉴以及通过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褒贬劝诫，垂训将来以裨于教化的思维定势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传统史学的经世作用，主要就反映在这两个方面：首先是以史为鉴。其借鉴之法，大致不出二类，其一、从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得到经验，明白何者当为，何者当戒。其二、从前人的历史活动中体察或抽象出处理政事的一般方法以为借鉴。后者显然优于前者。其次是阐扬教化。充当伦理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在宋儒看来，历史不过是用实际事例对世人进行伦理教育的一门学问。阐释和体现第一种有关史学功能看法的史著，莫过于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而表述和弘扬第二种有关史学功能看法的史著则不得不提及朱熹及其弟子编修的《资治通鉴纲目》。下面就以这两部史著为典型，阐发宋儒对史学功能的解释。
白寿彝先生指出：《通鉴》的指导思想就在于“资治”二字。此可谓一语中的。司马光对历史学功能的看法就集中在总结“古今一贯”之“治乱之道”以获取“万世之法戒”和“有国之常训”：
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不师古哉！
身为赵宋王朝股肱之臣的司马光，有感于《史记》以下，历代史籍汗牛充栋、浩若烟海，而当朝帝王日理万机，无暇通览，乃以儒家主流政治与伦理思想为指导，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了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繁重工作，“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在这部著名的编年体历史长卷中，司马光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详尽考察，系统地总结了自战国以来一千三百多年间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尤其对历史盛衰转折之际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作了详尽、深入的记载、分析，如秦之覆灭、汉之勃兴、东汉之衰乱、魏晋之动荡、隋之崩溃、唐之鼎盛等等，举凡历代王朝的政治变革、军事征战、社会危乱、经济措施、民族矛盾等关系治乱兴衰的事件，都予以全面的记载。所以，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当时统治者的称誉：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治，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
由此可见，司马光著书的意图和该书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程度确实迎合了专制王朝执政者的需要。《资治通鉴》被最高统治者确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司马光取鉴资治的思想来源与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上的判断有关，他坚定地认为“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这样，从“治乱之原，古今同体”的观点出发，取鉴于历史事实以裨益于现实政治的思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各个历史阶段又有差别，历史经验或许可供参考，但决不能以借鉴为口实而照搬。温公“治乱之道，古今一贯”的先验假设既与他对世界的本质认识有关，也与他困惑于中国历史发展之表象有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方面，历代王朝（政权）由崛起、统一（强盛）、衰败而覆亡到新的王朝的崛起，构成了一幅循环往复的历史图式；另一方面，超稳定状态的宗法专制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历经数千年的演进而始终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历代王朝的循环往复和历史进程的缓慢迟滞就给历史学家一种感觉，那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是非得失，可直接用来指导现实政治的运作，而宗法专制社会所培育出的，以祖先崇拜、圣人崇拜为典型特征的文化心态又驱使人们竞相从古人那里寻求治国化民的灵丹妙药。“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鄙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古犹今，今犹古，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观最为深刻的文化底蕴。司马光亦不能跳出文化传统之外对古今关系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历史与现实既然是一种泯灭了历时性与同时性的存在，现实，包括未来世界的一切也就丧失了可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可以创造历史新格局的内在动力。只有现实世界的历史化，没有历史秩序的现实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真相了”。事实上，司马光对历史学功能认识的确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历史学所认识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所以无论这段“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怎样密切，都不能说认识了历史就是认识了现在。历史学研究的价值对于现实只有部分的、即使是大部分的但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价值。历史学即便是对具有社会核心意义的历史现象的认识，如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法律等等的认识，与现实仍有相对性，历史越久远，这种相对性就越大，说明现实的功能就越小，其滞后性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古代中国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里，也不能否认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史学认识所具有的模糊性质，由于在历史研究中，认识主体不能直接观察历史运动本身，而只能凭借间接的史料，因此在把握历史客观性方面便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即模糊性。历史越是久远，认识的模糊性就越增强。还有，历史学的认识特点是客体被认识的价值是与认识主体的需要直接对应的。“因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我们想懂得一点自己的问题。”
“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它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需要。”一言以蔽之，历史的解释起源于历史解释者主体的需要，同时，历史学的认识首先是对客观历史本身的认识，对于具体历史现象要从其历史的具体联系中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出合于历史本身发展的意义上的判断，至于对后人的启迪、影响等不过是历史学的潜在价值。不管这种价值具有多么杰出的真实性乃至科学性，对后人来说也只有一种意向性、观念性的价值，只能做一般认识或实践上的参考，其对现实的关系不能满足逻辑上的充足理由律，也就是说，对于说明现实缺乏充分性。综上所述，我们在肯定司马光所阐发的历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历史学功能的局限性，司马光的误区正是在于他没有看到这种局限性，他无限夸大历史学的政治功能，试图从历史过去取鉴资治，寻求拯救时弊的灵丹妙药，到头来，不但不可能在历史经验中找到立国施政的韬略计谋，以挽救衰亡之政治，而且足以成为戕害历史学本身，令世人不断地增进对历史学认识的不信任感。事实上，“人们习惯于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的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件纷扰不定时，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力。”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致就涵摄两大层面的内容：一是政治上的资治垂诫，二是伦理上的道德教化。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前者有关思想的代表作当推司马光所修《资治通鉴》，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后者有关思想的代表作则是朱熹及其门人所撰《资治通鉴纲目》。事实上，以史教化的观念不过是以史为鉴和以史惩劝观念的合理延伸，因为教化的内容大体上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返过来，以史为鉴戒，也需要通过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达到加强道德修养和遵守行为规范的自觉性的目的。《左传》就指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以惩恶劝善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教化宗旨成为传统历史哲学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也认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高度。朱熹即声称本《春秋》大法而作的《资治通鉴纲目》，意欲达到：
岁周于上而无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恪守“春秋笔法”，辨名分、定纲常，让历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在倡明天道、人道的原则下，使史学“会归一理之纯粹”，这与资治垂诫相比，显现出史学功能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但实质上仍体现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另一侧面。这种承认伦理教化为史学宗旨的观念给那些不为时用的仁人贤士提供了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朱熹对史学教育功能的阐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很简单，史学的伦理教育功能不能等同于史学的教育功能。从宏观上看，史学的教育功能有与史学的社会功能相一致的地方，历史学的存续人类文化、涵养人类自身与资治垂诫等功能是通过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渠道的教育来实现的。从微观上看，历史的教育功能就在于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开启智能，增进德性修养以及提高美育涵养等诸方面。史学的伦理教育功能不过是史学诸多教育功能中的一环，不可能也不可以涵摄、代替其他的功能。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中，包括宋代理学家所阐发的历史哲学在内，很少提及历史学的艺术功能，直到近代社会，史家才开始涉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当推被时人视为“梁任公学术志业之传人”，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的张荫麟。
张荫麟认为，历史学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在：第一，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于读者的接受广度与深度，因此，“读者”不应被排斥于历史学范畴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的接受感的，莫过于艺术。所以，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而且也要求美。第二，史学艺术功能的基础就在于客观历史本身，“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学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历史本身就是艺术。在这里，张荫麟不是从史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而是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论证史学的美学价值，他说：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书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
总而言之，张先生指出，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传统史学对史学功能的总结有不全面的地方。第三，张荫麟通过对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运用的论述，阐发了史学的艺术功能。他认为历史学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抛弃艺术性的语言而存在，所以艺术性的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注定了历史学必定具有一定的艺术功能。张荫麟对史学的艺术功能的探讨，发前人之所未言，启后人之所未喻，他精辟地总结道：“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没有（1），历史就会失去真实，沦于艺术幻觉；没有（2），历史就会失去神彩，失去了神彩，也就失去了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