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本书可能的创新
（1）本书认为定向增发新股是中国上市公司最佳的股权再融资方式。究其原因，笔者分别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再融资政策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首先，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定向增发新股政策的比较研究，认为定向增发新股不仅对发行公司没有财务上的硬性要求，而且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履行刊登招股说明书、公开询价等程序，定价方式也较为灵活，操作起来相对较简便，因此，上市公司会选择融资较为简便的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其次，本书采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了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新股的原因。本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当机构投资者愿意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股份时，说明上市公司具有盈利好的项目或公司的未来具有成长性，这一信息被市场理解为积极的信号，公司股价会上涨。而公开增发新股时老股东往往不参与认购，说明上市公司的股价被高估或风险将增加，这一信息被证券市场理解为消极的信号，公司股价会下跌。本书采用中国证券市场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变量回归分析，都支持本书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2）本书认为上市公司向关联投资者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向非关联投资者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本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相对于非关联投资者而言，关联投资者有着更高级别的信息优势，如果关联投资者愿意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说明上市公司具有盈利好的项目或公司的未来具有成长性，这一信息向证券市场传递了一个级别更高的信号，公司股价会上涨。因此，当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时控股股东及关联股东认购发行的定向增发新股的数量越多，宣告定向增发新股的效应越好。本书采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无论是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变量回归分析，都验证了本书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3）本书通过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折扣率因素的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折扣率的高低与股东的身份有关，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投资者定向增发新股的折扣率要低于向非控股股东及关联投资者定向增发新股的折扣率。本书运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数据，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折扣率的因素进行了检验，无论是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变量回归分析，都验证了本书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4）本书认为定向增发新股的折扣率越低，投资者获得的超额累积收益率越高。本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认购定向增发新股的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当这些投资者愿意以更低的发行折扣率认购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股份时，表明这些关联股东在经过调查之后认为公司有好的投资项目或前景，定向增发新股公司未来的现金流会增加，这给证券市场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因此，更低发行折扣率的定向增发新股宣告有着更高的宣告效应。反之，当定向增发新股公司宣告较高的发行折扣率时，表明定向增发新股公司当前的股价被市场高估了，这被证券市场理解为一个负面的信号，因此，更高发行折扣率的定向增发新股宣告有着更低的宣告效应。本书运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数据，对定向增发新股的折扣率与投资者获得的超额累积收益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无论是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变量回归分析，都验证了本书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1.5.2 本书的不足
（1）西方企业融资理论发展较早且比较成熟，但这些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还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股权分置改革还刚刚完成，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按照股改承诺还不能全部流通，这些特征表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有着本质的差别，特别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绝对控股的现象，大股东在融资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本书用西方的融资理论来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问题，而没有研究大股东在定向增发新股过程中的利益侵占问题，可能不是很适宜或者不全面，因此，应当构建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理论模型。
（2）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是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本书可取得的定向增发新股的样本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
（3）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是从2005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本书无法对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收益率及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后其经营业绩进行研究，本书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具有片面性，还应当进一步对定向增发新股后其长期收益率和经营业绩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