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chek and Myers（1966）和Myers（1984）阐述了权衡理论模型。它引自Modigliani and Miller的MM模型的修正模型，MM定理认为市场上套利过程的持续会使得负债企业和非负债企业的市场价值相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企业所得税的完全竞争市场中，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融资结构无关。由于MM定理的几个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它只能看成是在完全和完美的市场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理论，但现实经济生活并不完美，其中税收和破产惩罚制度就是这种不完美的体现。
在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负债融资的成本——利息可以作为一种财务费用在计算总利润时给予提前扣除，就相应减少了应纳税的利润额，也就是减少了总的应纳税额，而股权融资的成本——股利却是在企业交纳完所得税后才支付给股东的，并没有起到减税的作用，所以负债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来说具有一定的“税盾效应”。从理论上讲，企业的负税率越低，债务的“税盾效应”就越不明显，因此企业进行再融资时寻求债权融资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就可能偏好于股权融资。
当企业的负债率较高时，可能会引致由于财务困境所带来的成本，财务困境有两类：一类是存量破产，是指企业现有资产价值不足以偿还负债价值的情况，即传统意义上的破产；另一类是流量破产，是指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补偿现有债务（包括应付利息和应付债款等）。这两种情况都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是指由于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之间的争执使企业的资产清偿不及时，或被迫折价卖掉一些可持续经营的资产或存货而给企业所带来的损失，以及相关的法律费用和行政开支等；后者是指在此期间由于经理层的短期行为，放弃一些较好的投资项目等，对原料供应、销售市场的不利影响所带来的成本。从理论上来说，负债率越高，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的概率就越大，由此造成的财务困境成本就越大，这时如果企业需要再融资，会考虑通过股权融资来改变这种不利的财务状况。
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权衡理论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公司经理是以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在公司的负债率较低时，应该优先考虑债权融资，因为它有抵税作用；但随着负债率的逐渐提高，它所带来的财务困境成本现值也就越大；企业会权衡这两方面的情况，直到达到一个平衡负债点。在此时，债权的边际抵税效应和边际财务困境成本相等，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这一点所对应的负债率也就是公司的最优负债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