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实践表明：三大机构非但不能提示风险、预警危机，而且本身会制造或加剧风险，引致危机，这最终导致三大机构自身陷入“评级危机”。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它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
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而中国更是全球经济冰河中极少的阳光地带，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具有浓重讽刺意味的是，当被评为“顶级”曾经一时等同废纸，长期拥有AAA评级的美国请求拥有A+评级的中国营救之时，谁虚谁实，不言而喻。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不仅显示的是信用评级的荒谬与可笑，而且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当然，未来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也有可能上调，但是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AA等级。
三大机构不仅影响中国的融资成本与国家形象，而且还积极引导、诱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级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标普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于是乎，中国金融机构近乎都在努力随着吹笛者的节奏而起舞，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而相互间恶性竞争又给境外投资者压低中国金融机构的报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三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攻城略地。三大机构利用中国金融领域严重的崇美心态、对评级不甚了解以及中国的监管漏洞（多头监管，争利避责），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业之后，面临三大机构全面掌控、垄断的危险。信用关系正在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如今，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评级话语权，掌控中国金融稳定的命门，未来可依其战略需要，利用中国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短时间内急剧调降中国主权信用或重要机构的信用等级，即可适时制造金融动荡，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骗局之三
自由经营：跨国公司自由收购主权国家
大众常听说企业间并购，大鱼吃小鱼，偶尔也有蛇吞象，但是很少听说企业收购国家、收购政府。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只要有利可图，都可拿来吃下，政府也不例外。实际上，大企业、强盗贵族收购政府的行动早就发生。由于政府权力结构与治理方式不同于企业，因此企业在对政府实行“收购”与“控制”后，就有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如此概括：“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跨国公司在世界大耍“抢凳子”游戏，中国以各类优惠政策甚至是“超国民待遇”（“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翻版而已）赢得先机。为吸引外资于本地落户，地方政府展开了“冲向底部”的激烈竞争，由此“抢凳子”演化为“脱裤子”，“割喉战”恶化为“割战”，竭尽所能、倾其所有向跨国公司献媚。政治经济史揭示，当政府与商业越来越近时，自然与社会越来越远；与企业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众越来越远；与跨国公司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族资本越来越远。多年来，招商引资业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首要甚至是唯一要务，由此反映地方政府职能已经严重错位，丢掉了正业，迷失了方向。
2010年新年伊始，欧盟官员爆出猛料，称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个医学界的“世纪大丑闻”，是疫苗生产商为牟取暴利而故意制造的疫情恐慌。一石击起千层浪，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宣布为此展开调查。其实该类事件怪也不怪，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翻云覆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常态。跨入新世纪，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全球最大的6家巨型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均超过1100亿美元，而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的GDP超过这一数额。在国家内部有各种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制约，但是在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内部却是高度集权，其行动力远远超过政府。《财富》杂志曾经揭示，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比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更有影响力。因此，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祥和、国家独立真正构成持久威胁的是大企业，是跨国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