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通过保护主义实现国家富强的另一个典型。德国经济保护主义之父李斯特曾经指出：“对于一个通过贸易保护和航海垄断而使其制造业和航海业达到无人可与其竞争的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指英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扔掉使其变得伟大的梯子（而不为他人所用），就是教导其他国家关于自由竞争的好处，并用一种忏悔的口气宣称他过去（的贸易保护）是一直在错误的路上徘徊，而现在他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真理（指自由贸易）”。“正如英国的工业品一样，英国的贸易理论是为了出口，而不是用作本国消费”。过河拆桥、致富踢梯，使后进国家落入依赖与落后的陷阱，这就是国际博弈。李斯特极力主张保护主义可令德国将自己的未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德国因保护而崛起，再一次揭示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真谛。
与德国相反，法国的落后恰恰为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法国在大革命发生之前，通过贸易保护、大兴工业间谍，实现了工业化，经济直逼世界强权英国。但是，大革命将摧毁集权主义与实现自由经济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由此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法国在19世纪工业发展停滞、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研究证实：“自由贸易年代”（1875～1914年）包括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等10个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证明，贸易保护程度（以平均关税税率衡量）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由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独立的国家，只有在实现关税自主权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业化。
拉美国家在收回关税主权并骄傲地拥有世界最高关税后，它们获得与美国一样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879～1913年，拉美的平均关税在17%（墨西哥，1870～1899年）和47%（哥伦比亚，1900～1913年），平均GDP增长1.8%；而1820～1870年，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实行自由贸易，GDP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平均只有-0.0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描述这段时期为“糟糕的过往岁月”），实现的增长更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以来，增长率只有1.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60～1980年平均GDP的增长率为1.6%，而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后，经济光景一年不如一年，1980～1998年平均GDP增长率为-0.8%。
由于利益集团作祟，通常一国对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依赖跟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非常类似。墨西哥在被新自由主义者诋毁的1955～1982年均GDP实现3.1%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实现经济自由化后，年均GDP增长只有0.1%。当政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迟缓是市场化不彻底的结果。为实现经济更快增长，就需要更加自由的开放。于是，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此1994～2002年GDP年均增长1.8%，但是2001～2005年只有0.3%。
自由贸易（还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利益）学说。在大英帝国与美国高挑的自由贸易大旗上都“大写着”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国际分工理论，一个关于数量与分配的理论，一个根本不涉及经济素质提高、产业进步、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新自由主义者推崇到一种“全球信仰”，成就了一个“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弥天大谎，演化为一种发展道路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把那些希望崛起、希望阔绰、希望打破国际分工枷锁、希望加入富人俱乐部的民族，送到了道义的审判席上（你若是不加入全球化，不守本分，不安心落后，那么不仅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损害全世界的利益）。这是一个如何实现并保持依附的理论、一个君子固穷的理论、一个安心做奴隶的理论。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曾经严肃地建议美洲不要发展制造业，“像波兰一样，美国应该依赖农业而忘记制造业”。身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人正是依据比较优势而把美国“定位一个农业社会”。然而，如果美国真的尊崇比较优势，则肯定没有今日“美国霸权”；如果依照比较优势，日本的优势是栽桑养蚕，出口蚕丝，根本就不应当发展汽车业，也就根本没有“丰田帝国”。丰田公司起步于纺织机械制造，1933年进军汽车行业，1939年游说日本政府驱逐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1949年得到日本银行（央行）的资助，1958年生产出“丰田宝贝”（Toyopet）。如今，丰田超越世界所有汽车商家包括当初极其鄙视它的通用和福特，成为世界汽车业的龙头老大。如今，日本汽车与法国葡萄酒、苏格兰鲑鱼及瑞士钟表一样“自然”。如果日本当初尊崇比较优势，那么可以肯定，今天的日本仍然维持三流的工业水平，收入水平恐怕与智利、阿根廷和南非一般。
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比较优势，相关高新技术及其设备是世界众多国家所急需的，如果实现自由贸易，美国可以获得巨大的比较利益，完全可以弥补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考量，就是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出售。在国家战略中，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远远比赚取数字符号的钱财更加重要，这是世界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及中国的“芝加哥男孩”永远不能理解与不敢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