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期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之间的冷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对抗曾使得世界陷入核战争的边缘。早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已经预言俄国与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但是，在冷战之初，美苏实力对比仍有很大差距。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可匹敌，拥有其他国家需要的美元和物资。而苏联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经济急需恢复，是一个实力处于上升中的超级大国。随着德国的战败和二战的结束，苏联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显著增加。美苏之间严重的矛盾冲突开始增多，美国逐渐把苏联视作竞争对手并日益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扩张威胁”。
冷战从1947年至1989年，前后持续了40多年，其中1947年至1963年是冷战的高潮时期。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了遏制政策。但如约瑟夫？奈所说，遏制并非冷战的特有产物，在历史上它一直就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手段。遏制（containing）有防御性遏制，也有进攻性遏制，但其目标都是以实力来限制、围堵和阻止对象国力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张而不寻求以武力击败对方。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进一步把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政策区分为对称性遏制和非对称性遏制。前者指的是针对对手的挑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反击，比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NSC68号文件所隐含的战略和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就属于对称性制衡反应。后者指的是针对对手的挑衅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在其他地点和时间进行反击，比如，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尼克松政府的联系战略即属于非对称性制衡反应。此外，遏制有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可以是战争或同盟形式的军事遏制，也可以是贸易集团或制裁形式的经济遏制”。
二战结束后，面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杜鲁门政府认为必须制衡苏联的扩张威胁。不过，美国从一开始拒绝向西欧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到接受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思想但比较强调经济遏制，以至1949年以后北约的成立和朝鲜战争后增加国防开支和强化对西欧的安全承诺，军事因素凸显，对苏遏制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本章用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来解释美国对苏联反应逐渐强硬的原因。主要的观点是，由于美国和西欧在40年代后期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被视为具有扩张威胁的苏联则被隔绝于西方经济体系之外，因而，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领导人有能力通过社会动员来获得推行强硬制衡战略所需的经济资源和公众支持。
本章首先对冷战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评述。然后，用历史事实来检验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推论。由于美国无可质疑地成为西方联盟的中心，它的对外战略深刻地影响着西欧国家的对苏反应；另外，又由于杜鲁门政府奠定了战后美国冷战政策的基本框架且体现了美国对苏强硬路线的变化过程，因此本章重点分析了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战略。
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对冷战的研究和思考留下的丰富文献，可谓如过江之鲫。关于美国为什么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有三派观点：正统派（传统派）、修正派（新左派）和后修正派。
持正统派或传统派立场和观点的人基本上以当时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人物为主，比如，杜鲁门、贝尔奈斯、艾奇逊、马歇尔和凯南以及学术界的代表人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他们以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为基础，认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希望通过建立普遍的秩序来维护集体安全，因此执行了军队复员计划。而苏联因为具有沙俄扩张主义传统和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不遵守战时达成的协议，在中东欧和在伊朗等中亚地区大量驻军，1948年和1949年两度封锁柏林事件等都显示出苏联尽可能多地控制欧洲、亚洲和北非的计划，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从而迫使美国作出强硬反应来制衡苏联。这派观点认为，遏制战略的本质是军事政策，是应对苏联扩张威胁的产物，因而着重考察苏联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挑战如何导致美国作出军事上的激烈反应。
正统派观点受到的学术界的批驳是，美国的反应不仅仅包括军事手段，经济手段也是遏制战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领导人1947年就已经把苏联视为威胁，但并不愿意与西欧结为军事同盟，也没有增加军事预算，而主要寻求以经济手段来进行遏制。1949-1950年之后，军事遏制才凸显出来，但经济手段仍然构成遏制政策必不可少的内容。有些学者指出，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固然是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主要动机，但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同样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这些学者指出，对苏遏制政策不是在政治真空中产生的，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尽力向国会、重要的利益集团和美国公众进行游说和动员才能把遏制政策付诸实施。
正如第一章的分析所指出的，国际关系史的大量事实表明，外部的威胁并不是一个国家作出制衡反应的充分条件，其领导人必须动员足够的国内政治支持和经济资源才能制定和实施强硬的政策。从这个意义来说，正统派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分析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先验地假定安全动因是解释遏制战略的充分条件。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修正派（新左派）引入“经济压力”和“原子压力”等变量，认为应该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来寻找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原因，该派又有“温和”和“强硬”两个分支派别。温和派强调个人作用，认为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改变了罗斯福同苏联合作的路线，因而美国对外政策变得强硬起来。比如，1945年杜鲁门故意向斯大林通报原子弹，意在对苏联施压；1946年，杜鲁门解除了主张对苏联友好的亨利？华莱士的商业部长之职，而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是强硬反 共分子。温和修正派认为，这些人事上的变动导致美国对苏采取敌视态度。
笔者认为，温和修正派从个人动机和价值理念来考察美国的冷战政策虽然并非没有意义，但无疑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二战后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无法解释美国国内民主党主流从中左向右转的事实。
而诸如加布里尔？科柯（Gabriel Kolko）、乔伊斯？科柯（Joyce Kolko）和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Williams）等强硬修正派学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问题不在于个人的作用，而在于美国对外政策背后的经济动因。他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获得海外原料和投资市场，遏制政策的实质是美国要取代昔日大英帝国来维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避免美国的经济陷于停滞和大量失业，因而美国的经济霸权无法容忍任何其他国家建立的独立经济区。加布里尔？科柯从各阶级权力分配的角度调查了美国国家结构中的成员组成。他发现，在美国各级行政机构中，垄断资产阶级势力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国家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温和修正派的学者指出，美国领导人担心30年代危机的重演而导致新的大萧条，所以实施了经济扩张的马歇尔计划；并认为美国领导人之所以极力宣扬共产主义专制威胁的神话，是美国资本家及其政府代言人谋求世界对美国商业利益的开放，其目的是迫使美国公众接受有利于资本扩张的对外政策。
多数历史学者承认经济因素是遏制战略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不认为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动因或仅仅经济因素足以解释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战略和安全因素是同样重要的动因。美国领导人固然夸大了共产主义威胁以推销冷战政策，但美国战略家对苏联威胁的看法却并非空穴来风。第二，美国在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确实需要扩大国外商品和投资市场，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继续繁荣并非必须通过遏制苏联才能实现。事实上，美国国内在对苏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商业部长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派就反对杜鲁门的对苏强硬路线，主张加强同苏联的经贸关系来争取苏联的合作，共同保卫和平。而且，中东欧没有广阔的市场，也缺乏美国所需要的原料。第三，美国以经济手段对苏遏制，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政治和战略目的。第四，美国并不是一厢情愿地就能在欧洲建立起自己的霸权，西欧出于经济复兴和战略上的“不安全感”同样谋求与美国的接近。
由于正统派和修正派分别片面强调了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安全动因和经济动因，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必须对这两个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因而形成了流行于20世纪70年末和80年代以约翰？刘易斯？盖迪斯为代表的主流范式的所谓后修正派。
后修正派在分析美国对苏强硬遏制政策时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都认为，美国领导人强烈地认为对外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安全意义，30年代以至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的主要决策者都相信经济繁荣与国际和平有内在的联系。第二，他们还认为，经济政策在遏制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遏制战略设计师的乔治？凯南高度重视经济援助对重建西欧和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杜鲁门政府采纳了凯南的建议，1947年至1949年美国把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作为遏制战略的重点，帮助西欧和日本恢复经济成为这段时间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在杜鲁门政府看来，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壮大不仅有利于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还可以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均势。后修正派认为，美国对苏联威胁的最初反应表现为经济遏制，1949年以后才突出了军事遏制。后修正派指出，经济和安全不仅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是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
后修正派并不是一个严格划一的学派，上述共识是在批判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基础上所达成的最大公约数，实际上后修正派学者的分析视角和主要观点差异较大。这些学者虽然承认美国对苏遏制战略既追求安全目标，也追求经济目标，但对二者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意见分歧。比如，约翰？刘易斯？盖迪斯似乎就更重视遏制政策的安全动因，他认为二战后的两极结构使美国必然介入欧洲的权力争夺，其原因不在于修正派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国际无政府体系中面临的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也采取强硬路线；随着双方认识的僵化，西方的遏制政策不断深化。
另外，后修正派学者都不否认意识形态因素在遏制政策中的影响，认为美国执政者抱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从而确立了“保卫西方文明”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杜鲁门政府使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论证遏制政策的合法性，并且操纵公众舆论来动员国内资源，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服务于对外扩张的军事目标。如果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理解遏制政策，那么就无法解释美国对南斯拉夫铁托的军事援助了。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关于遏制政策的论争再次出现。作为后修正派代表的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的看法向传统派观点靠拢，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关于美国遏制政策的争论远没有形成定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仍有必要。
本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旨在表明：第一，经济动因和安全动因是美国遏制政策中缺一不可的因素。从经济上说，在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如何避免经济衰退是当时执政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而开拓西欧市场对维持经济继续繁荣至关重要。从安全上说，如何阻止苏联的“扩张威胁”和在欧洲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也是美国统治者的重要战略考虑。辨别安全动因和经济动因的相对重要性对理解杜鲁门的遏制战略意义不大，因为没有经济动因的安全考量不一定会产生遏制政策，而缺少战略上的威胁意识则不一定有强硬的制衡反应。第二，对国内动员过程的探讨有助于理解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指出，究竟是在美国决策者作出反苏决定之前国会和公众舆论就已做好了思想准备，还是决策者预先确定了反苏目标然后以此来影响国会和塑造公众舆论，后修正派学者的看法不太一致。他认为，“这些观点并非相互矛盾。可能的情形是，决策者在寻求鼓动公众舆论进入反苏轨道时，公众舆论本身正向这个方向转变。”冷战之初，杜鲁门政府由于受到国内制约，主要寻求使用经济手段对苏联进行遏制。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利益国际化的提高，杜鲁门政府大幅度提高军事开支和向西欧提供军事保证的遏制政策逐渐获得了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认同和支持。
本章在后修正派观点的基础上，以美国为重点对推动美国遏制战略的安全动因以及国内和国际经济因素进行理论验证。下面首先讨论美国对苏联威胁的认知，然后讨论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特点，接下来通过史实来说明遏制战略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