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所处的年代，他称得上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优秀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不仅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而且能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不仅具学者之名，而且以一介儒臣受命于危难之间，克平世乱，兴办洋务，创造了惊世的功业，成为封建社会士人们景仰的政治榜样和精神楷模。
但是，与其政治家、军事家等一系列的光辉头衔比较起来，曾国藩在学术上、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毫不逊色。钱穆先生对他的评价是：“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说明曾国藩不只是一个封建官吏，他的道德文章也足以让他受到人们的敬重。而在晚清的宋诗运动中，曾国藩也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称曾国藩：“余事为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西江，积衰一振”。陈衍亦说：“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变化，以鸿沟划唐宋，东坡且无人过问，涪翁无论矣。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诵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徐世昌和陈衍都是从宋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无论是“独宗西江，积衰一振”还是“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都认为经他倡导宋诗才为人们所重，肯定了他在影响时代诗风上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宋型文化的代表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咸丰年间，丁忧在籍时受命办理团练，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平息太平天国后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后积极办理洋务，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由于他在中兴事业中的突出贡献，甚至有“中兴第一名臣”之称，死后被谥“文正”。他的功业、道德、学术都在后世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习，尤足格众。……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先生以儒林文学之选，起治军旅，时当洪杨势焰极张，几覆清室。先生卒戡夷大难，成中兴之盛。其事功之彪炳，国史载之，文家记之，盖已详矣。
所谓“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卒戡夷大难，成中兴之盛”不免有过誉之嫌。中兴毕竟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功业，而是中兴群臣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获此殊誉，确实因为他在中兴群臣中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因此，我们把曾国藩作为清代宋诗学的背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确实与宋诗学有关，他提倡宋诗学，也身体力行宋诗实践，同时他与宗奉宋诗的各个诗派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另一方面，因为中兴群臣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共同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文化类型——宋型文化的特征。而曾国藩则是同治中兴群臣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同治中兴的文化精神在他身上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王水照师在《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中指出：
宋型文化的特征是“内省而广大”，而在宋型文化影响下的士人“从其政治心态而言，则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从同治中兴的名臣们身上，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种宋型文化精神的勃发。从在朝的文臣祁寯藻、倭仁、文祥到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他们都具有宋代士人那种“内省”修身，“广大”以致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都不乏对政治、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关注热情，充满了经世济时的功业追求。
作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曾国藩首先在思想上是以宋型文化的指导思想为旨归。曾国藩坚持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主张理在气先，理主宰万物。当然，这种宇宙观的实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秩序而服务。他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在“内省”以修身方面，他牢奉“格物穷理”“立诚居敬”等宋儒观念，将“格物穷理”视为修身进德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内圣”。而“立诚居敬”则是实现“仁义”之途，是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曾国藩一生立身行事，待己极严，儒家的内省功夫他更看重的是“躬自实行”。无论是早期初学阶段，还是功成名就之时，他始终在道德上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自己言行的反省：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奋发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乙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八月）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
前文已述，理学复兴不是简单地恢复程朱理学，而是对程朱理学的新发展。同治中兴以来的理学复兴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以倭仁为首的强调修身养性的理学派；一个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强调经世致用的理学派。倭仁一派较多地继承了理学的“内省”传统。而曾国藩则不同，他虽然也讲“立诚主敬”和“义理经济”，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他认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硬化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一生能够对自身严格要求，兢兢业业于立身修学，从无一丝一毫之松懈放任，他的自律成为封建士人们的典范。
为了从理论上完善理学的经世功能，曾国藩还将“经济”融入为学术之中：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类典、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曾国藩对学术的这种改造，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宗旨，使传统儒家文化在用世之途上又重新增添了理论支持。萧一山在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就时说：
由俗学而文学，由文学而理学，由理学而小学。国藩都下过苦功，都有精深造诣，终成通博之大儒。其人格修养、道德学问，绝非一般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国藩兼具“圣”“王”双层资格，既为精神之领袖，又为事业之领袖。时人称为“贤相”，真可以当之而无愧。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曾国藩领袖地位的认可，至少可以说明，他在那个阶段代表了时代文化的一种发展方向。沈曾植曾就认为，中兴名臣的言行是士大夫们倾心唐代元和、宋代元祐文化的动力，他说：“中兴耆硕多在朝，金瓯无缺，士大夫志气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观愿，愿其致力于功名、文采、风声，亦往往以唐宋诸贤为识志”。显然，中兴名臣们的示范作用，使士大夫们“志气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观愿，愿其致力于功名、文采、风声”，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价值实现的方向，而且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发展方向。
二、近代宋诗运动的发散中心
中兴以来，曾国藩在学术上以倡导汉宋兼容而著称。文学方面，他在古文上遵循桐城家法，成就颇高。黎庶昌评价曾国藩在古文说：“至湘乡曾国藩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黎庶昌所言虽不免有夸大成分，但曾国藩对于桐城古文的发展确有不可磨灭之功。但是他的文学思想并非全从桐城派而出，在倡导宋诗上，他有不同于桐城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曾国藩论诗“私淑江西”，尤其推尊黄庭坚。在《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中他说：“涪翁差可人，风骚通肸响。造意追无限，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对黄庭坚诗歌直通风骚，刻意修饰而呈自然之状，骨气内敛而造语瘦硬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曾国藩是继程恩泽、祁寯藻之后大力提倡宋诗的高级官吏，对于宋诗风的盛行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陈衍在论及清代以来诗坛的领袖时，指出：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
从清代诗歌发展史来看，如果兼顾诗学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的话，祁寯藻和曾国藩的诗学成就是远不能与王士禛、沈德潜相提并论的。但如果仅考虑个人诗学理论的影响，曾国藩的政治、文化地位使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不仅不逊于其他人，甚至会有出蓝之势。
曾国藩的“诗坛盟主”地位应当是在咸丰年间继程恩泽去世后渐渐得以确立的。他的诗学观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正是道咸宋诗派大张“宋诗运动”之际，曾国藩的诗学观念不出宋诗派的藩篱：
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
后期眼界渐宽，能够不囿于两宋而上窥六朝，扩大了诗学门径。咸丰年间，他选编了《十八家诗钞》，除杜、韩、李（义山）、苏、黄之外，又取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到同治年间，他的诗学观受古文观的影响，再次发生转变，对各种风格的诗作能够兼容并蓄而不主一家。对诗歌的欣赏趣味不脱宗宋主干，但另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谐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谐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谐，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诗文向来重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功用则指向有“兼济”意义的“志”或有“独善”之义的“情”。而曾国藩的“趣味”则显然带有宋人艺术上推崇的“尚意”味道。“诙谐”或“闲适”都是消解了功利思想的诗学追求，将诗歌的政治教化外衣剥离掉，赋予了诗歌更多的本体价值。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道光年间。咸丰、同治年间，他领兵征战四方，很少作诗。随着一天天位高权重，他的诗坛政治和学术领袖地位也逐渐确立起来，从而出现“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汝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的效果。
道咸宋诗派中，程恩泽、祁寯藻二人以高位而倡之于上。程恩泽在道咸诗坛大力提倡取法山谷，融合唐宋，合情性学问于一体的“学人之诗”，尽管其诗歌创作与理论之间尚有差距，但他毕竟使宋诗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风尚。祁寯藻诗学观点与程恩泽相近，官职高且年寿长，主盟诗坛数十年，一直到同治初年才去世。然而《清史稿·祁寯藻传》却只提其政绩和学术成就，并未提及其诗及诗学影响。徐世昌也极力推崇的是祁寯藻的政治和学术领袖地位，而非诗学成就。“文端棐忱清节，为时名臣。道咸之间，海内多事。朝贵中尚文学，接士流者，惟文端为硕果，时论尤归之。”可见他虽然权位高重，受众多士人景仰，但人们在评诗论文时却并不以权位为评价依据，对他创作的回避，暗示了他无论在创作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何绍基虽然创作和理论上成就较高，但是他的地位尚不足以领导诗坛，不能真正对广大士人产生号召力。能够使宋诗成为一时风气之人非曾国藩莫属。施山《姜露庵杂记》卷六云：“黄山谷诗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为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金天羽《答苏堪先生书》云：“诗至嘉道间，渔洋、归愚、仓山三大支，皆至极弊。文弊而返于质，曾文正以回天之手，未试诸功业，而先以诗教振一朝之坠绪，毅然宗师昌黎、山谷，天下响风。”
曾国藩的文治武功所取得的地位，使他具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能力。李详即指出曾国藩当时在文坛地位之尊无人能及：“文正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因此，他的诗学观也就很容易成为影响诗歌风向的因素。近代的宗宋诗风在他这里得以汇聚，使他成为近代宋诗运动的一个发散中心，他把道咸宋诗派、桐城诗派、同光体派、唐宋兼采派（张之洞派）等联系在了一起，让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诗学流派之间有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而也为同光体派的集大成式宗宋作了准备。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桐城与同光体派之间关系时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而国藩地望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钱钟书先生也肯定了曾国藩在桐城诗派和同光体派之间所起的作用：“是则曾氏之称惜抱诗，非出偶然，曾诗学亦本桐城，正如其古文耳。言同光体者，前仅溯吴孟举，后只述曾氏，固属疏阔。”
曾国藩诗学直接影响同光体派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余事治诗。曾氏一生所建功业甚伟，而其道德、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封建社会士人的典范。他虽不以诗文为小道，但更重视诗文的功用。他说：“器识之不讲，事业之不问，独沾沾以从事于所谓诗者……以咿嚘蹇浅之语而视为钟彝不朽之盛业，亦见其惑矣。”在曾国藩看来，士人若只沉迷于诗文，没有学问器识，必然会困于其中不能自拔。二、积理养气。近代宋诗派作家一直都在强调，作诗需要积理养气以提高修养。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道：“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一倾吐之时。然必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随后一天的日记中又道：“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他甚至规定自己“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在曾国藩的诗学实践中，“理”与“道”要比诗重要得多。所以作诗只是服务于“理”与“道”的，是“修辞立其诚”的体现。三、突破唐宋。道光年间曾氏入京，正是程恩泽、祁寯藻主张宋诗之时，故其诗学受时风所向，古诗学杜、韩、苏、黄，律诗学杜甫、李商隐。随着其诗学观念的发展，渐渐突破唐宋藩篱。“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言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曾国藩从诗学的性情论出发，以个人性情之所近选择前人作师法对象，不必计较其为唐为宋。咸丰初年，曾国藩选编的《十八家诗钞》并取汉魏六朝的曹植、阮籍、谢灵运等人，诗学观点与同光体派的宋诗学相近之处颇多。
尽管曾国藩起到了将诸多宗宋诗派联系在一起的作用，但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因为文学流派本身有着天然的前后承继关系，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它们总是会对前代的文学流派或文学理论进行批判或继承。曾国藩的意义在于将儒家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和抱负作了切实的实践，表现在思想上即主经世致用之说，要求儒者以“修己治人”为人生目的。同时他给了宋诗学一种象征意义，以一个实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伟大政治家身份来提倡宋诗，他的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也渗透到宋诗学中去，使宋诗具有更深厚的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