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号苍虬、耐寂、复志、焦庵，湖北蕲水人。光绪二十九年丁酉（1903）选拔贡，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会试取进士，任刑部主事。次年，应经济特科试列高等。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聘其为幕僚，襄赞新政。后由学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广东监察御史等。辛亥革命后，隐于杭州小南湖，以遗老自居。1917年张勋复辟曾出任学部侍郎，晚年曾任伪满洲国近侍处长。著有《苍虬阁诗》《旧月簃词》。
一
陈曾寿生于光绪四年（1878），出身湖北蕲水名门望族，曾祖陈沆为嘉道间著名诗人。陈曾寿所作诗精严华美，凄婉雄挚。陈衍在《陈仁先诗序》中谈论其诗时说：“独肆力为凄婉雄挈之诗。始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余虑其矜严而可言者寡，意有未足。别去三四年，相见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无以识其为仁先之诗。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奇，诗中自道所祈向者，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即者也”。说明陈曾寿早年师法汉魏六朝，后兼取“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奇”而风格大变。陈祖壬《苍虬阁诗序》则指出陈曾寿诗另有渊源，他说：“侍郎之诗，出入玉溪、冬郎、荆公、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陶杜，志深味隐，怨而不怒，海内读者咸能言之”。认为陈曾寿学诗对象不仅在宋代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身上，而且还出入于李商隐、韩偓两位晚唐诗人。
在同光体派标榜“诗不分唐宋”，强调同光体派是“不专宗盛唐”的情况下，上溯的诗家乃中唐的李杜。陈曾寿的诗学中却将李商隐、韩偓两位晚唐诗人与宋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并提，表现出了与同光体派闽、浙、赣三支不同的审美取向。在陈曾寿身上已经看不到同治中兴以来诗人们对国家的希望和热情，光绪中期，中兴气象已消失殆尽，各种潜伏的危机渐渐明朗。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政府的衰败之象益显。时变与诗歌风气相通，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敏感的心灵已然无法上溯盛唐，故只好曲径通幽，从宋人辗转而上溯晚唐。
然而陈曾寿与近代西昆派学李商隐着眼点还是有所不同，他不仅学习李商隐、韩偓的为诗之道，更重要的是，二人的人品气节也让陈曾寿感到敬佩。李商隐、韩偓身处乱世而空怀抱国之心的境遇让他同情，坚持节操不随流俗的气节更让他钦佩。结合自身所处时代，韩李二人诗歌表面的哀感顽艳与内在的沉郁凄凉，都让陈曾寿有异代知音之感。他说“诗中尤物成双绝，惟有冬郎及玉溪。癖爱神交相感激，故应往往亦悽悽。”李商隐一生纠缠于牛李党争中，宦海沉浮而不遂其志，那种欲言又止、沉郁绵密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其内心的苦闷和无奈。韩偓大半生的时间徘徊科场，四十八岁始进士及第，昭宗拜为左拾遗，迁翰林院承旨。此时唐王朝已岌岌可危，藩镇专横跋扈，宦官专权弄事。韩偓因极力维护唐王朝而被贬，唐王朝灭亡后，他在福建过了数十年的遗民生活。后朱全忠、王审知等人屡次召征，他却始终不忘唐室，拒不应召。宋代王安石对李商隐的喜爱亦出自其表现出的忧国伤时之情和身世浮沉之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明末遗民王夫之则引韩偓以为同调：“唐之将亡，无一以身殉国之士，有之，其韩偓乎”？纪昀也给了韩偓较高的评价：“偓为学士时，内预密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韩偓诗集存有《香奁集》和《韩翰林集》。《香奁集》虽多香艳之作，但纪昀还是认为“其诗虽局于风气，深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言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由陈曾寿在辛亥后的遗民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韩二人的诗风和诗思有着心灵上的交感。“把卷微吟只断肠，一生同病只冬郎。分明坐久槎逢斗，不待归来海已桑。无限幽情随暮雨，几多清泪湿红芳。颠连莫为唐昭惜，正有随身孤凤凰。”将韩偓引为自己同病相怜的知己，表达了在相似国势下的无限幽婉之情。他甚至由韩偓之诗而推及晚唐诗风“为爱冬郎绝妙词，平生不薄晚唐诗。一枝一影灯前看，正是秋花秋露时”。陈三立曾说：“仁先悲愤与之同，乃中极沉郁而澹远，温邃自掩其迹。尝论古昔丁乱亡之作者，无拔刀亡命之气，惟陶潜、韩偓，元好问次之”。陈曾寿将韩偓上升到与陶渊明一样的高度，这在诗歌史上是极少见的。他对韩偓诗的看法也不随流俗，并未将《香奁集》的香艳之作视为韩偓的代表风格，如《惯听》：……蹇习逡巡聊半数，冬郎惨戚为深恩。愁闻消息如云幻，苍狗难期变灭痕。他所看到的是韩偓以忠贞诚挚之心报效君王的恩义，纵然世事幻云苍狗，韩偓也始终不改其节。甚至将友人诗歌与韩偓相比，给以褒赞：“早岁名高有悔词，中年怀抱太凄凄。酒酣小杜凌云气，春去冬郎绝代诗。”
二
陈曾寿于诗最初并不重宋，陈衍称其诗学变化道：
陈仁先为太初先生曾孙，诗学自有渊源。初相见于两湖书院梁节庵山长座上。弱冠璧人，饮酒温克，喜就余言诗。出其所作，则皆抗希《骚》《选》，唐以下若无足留意者。……别去不相见者又数年。丁未余入都，君已中甲科，官刑部，调学部。闻余至，约游枣花寺观牡丹。稍谈诗，知常与周少朴、左笏卿两侍御倡和，所祈向乃在昌黎、义山、荆公、山谷，大异昔日宗旨。
陈曾寿在宋代诗人中最重黄庭坚，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诗歌是学黄而来。“学诗作黄语，学道执黄戒。”并认为黄庭坚诗歌天下无双，即“人间第一一峰画，天下无双双井诗”。然而若论对陈曾寿影响之大，接受程度之深，黄庭坚是比不上李商隐的。据《石遗室诗话》：
仁先又云：觉庵一日问“李黄孰胜？”答以黄殆未如李也。李谓义山，黄谓山谷。
李义山与黄山谷的诗歌最大的差别在于对时事的态度，黄庭坚与李商隐的共同之处在于偏重于个人内心的持守，用典故这种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使诗歌具有更深厚的意味。但黄庭坚处于北宋中期，李商隐处于唐代末期，一个是隐藏着衰落的势态，一个是眼见得江河日下。宋代士人的政治热情在黄庭坚身上突然衰退，而李商隐则始终是无奈地面对残败局面。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晚唐体曰：“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共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而晚唐诗的“极雕琢”与江西诗派“炼字”“炼意”有类似之处。陈曾寿虽然不像中兴士人们那样对国家复盛充满希望，但他不乏同光体派共有的那种文化责任感和政治热情，曾有的同治中兴，使他们渴望通过政治途径实现文化复兴，通过文化复兴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黄庭坚对政治的疏远和冷淡是由来已久的，而且鲜明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这一点很难和陈曾寿产生共鸣。相反，倒是以被黄庭坚认为“好骂”的苏轼反倒获得了陈曾寿更高的评价。陈曾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轼诗风作出肯定：
（一）说理而不“腐”气。
陈曾寿认为：
读苏诗有悟以极边际之语，达极圆满之理乃妙，否则如程、邵之作，不免腐气，且正面说理，亦不能圆满。
也就是说“以理为诗”本身没有错，但像二程和邵雍那样对伦理道德的强调超过自然之理，诗歌只是用来“载道”的工具，那就“不免腐气”了。他主张说理要用“极边际之语”，使人不能觉察为上。四库馆臣论《击壤集》曰：“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一，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二程和邵雍把诗当做说理之工具，即“儒语衍为《击壤集》”。以诗来论天理、人理，而完全没有了诗的情韵意味，是不值得效法的。苏轼在《上曾丞相书》中说过：“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并反对近时士人“学理空性，以追世好”。苏轼主张融理于自然之物，而能出之以变化，可感知但非直言。陈曾寿所认可的宋诗之理正是苏轼那种“悟以极边际之语，达极圆满之理”。所谓“极边际”即强调所用之“语”与所表达之“理”要有间离效果，因为“正面说理，亦不能圆满”，必须要以“间离”的边际语来达“圆满之理”。陈曾寿曾指点赵朴初诗歌道：“学佛以解脱为贵，作诗以不解脱、极粘滞为贵”，并解释说：“写诗不要过分把禅的意念带进去”。“不解脱、极粘滞”强调了诗与“理”之间的联系，而“不要过分把禅的意念带进去”还是反对在诗与“禅的意念”之间以直露的方式贯通二者。总之，陈曾寿欣赏的宋诗的理趣，反对不离“理”语的“腐”气。
（二）崇尚“自然”
陈曾寿诗论东坡之处颇多，如“千秋几丙子，绝代一东坡”。“坡老去今几何世，耿耿清光在天地……远谪韩苏同一致，达者或穷穷乃达。此中得失难浅议，惟公解事人胜天。晚岁和陶入圣谛，当歌对酒万端空，领取当前真实意。”“绝代一东坡”与“天下无双双井诗”可见对苏黄二人的诗学地位的认可。陈曾寿还通过评价东坡诗的成就，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
坡诗绝千古，最胜属过岭。皮肤剥落尽，意外出妙境。厄塞极生前，肸蠁乃弥永。当时岁在寅，儋州方远屏。甲子十五周，逢辰薦果茗。今昔较异同，身世殊宽窘。刘侯妙语言，蕴藉若深幸。古人处忧患，如玉试火猛。携手葛与陶，心光何炯炯。居屯不得力，我辈可叹悯。长腰米撑肠，阔领衣盖瘿。细和渊明诗，差胜持十忍。
苏轼贬谪岭南后，最有代表性的创作理论当属《答谢民师推官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所论虽是在讲文章，其实也是他的文学观。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陈曾寿所言“皮肤剥落尽，意外出妙境”，都是在追求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境。苏轼在过岭后曾遍和陶诗，并提出陶诗具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质。苏轼的和陶诗并非对陶渊明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自谓不甚愧渊明”的创造，借陶之诗以宣自己之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却又出之以平淡自然。陈曾寿极欣赏苏诗的此种境界，称其为“细和渊明诗，差胜持十忍。”
在陈曾寿身上也体现出论诗与创作的不一致，所以对于陈曾寿的诗歌风格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陈衍认为是“以韩黄之笔力，写陶杜之心焉耳”。郑孝胥支持陈衍说法：“哀乐过人，加以刻意，陶杜哀乐，时复过人，韩黄则刻意矣”。但胡先骕却另有其说：“侍郎之诗出入玉谿、冬郎、荆公、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陶杜，志深味隐，怨而不怒”。陈曾寿之诗作的确是熔铸唐宋、参众家而成，众评论虽然各看到其一面，但亦是有理有据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