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诗美学的体认是赣派接受宋诗的前提条件。与闽派宗宋而偏向唐诗不同，赣派对宋诗的接受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偏重于以人力巧夺天工的江西诗派，反熟反俗，重造句炼字，推崇奥涩生新又思深理厚的诗歌风格。
一、江西地域文化的积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地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对人的文化心理、知识构成和成长方向都有着一定的指示作用。江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春秋时，江西分属吴、楚、越三国辖区，即有“楚尾吴头”之称。汉朝江西始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区——豫章郡，经济文化都在这个时候有了较大的发展。雷次宗在《豫章记》描述当时的豫章是“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资给于四境”。东晋时江西地区是东晋和南朝的重要粮食基地。唐宋时则称为“江南西道”和“江南西路”。元明二朝，江西经济发展高度繁荣，元代江西行省的粮食供应居全国前茅，明代则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取得突出的发展，景德镇、南昌、九江、吉安都是颇有声誉的城镇。直到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水上交通和近代铁路的发展，使江西不再是沟通内地和岭南的交通枢纽，其经济地位才衰落下来。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江西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宋元时期是江西文化的鼎盛时期。思想史上有以李觏、王安石为代表经世致用学派，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心学”派，他们都对中国的社会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上，江西最早的文学家是东晋的陶渊明，其一生的活动几乎都在江西境内，是田园诗风的开创者。唐代江西文人逐渐上升，全唐诗收江西作家仅次于浙江，可见其盛。宋代著名作家占籍江西的有晏殊父子、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杨万里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元代诗人四大家中虞集、杨载、揭奚斯三人都是江西人。直至明代，江西整体文化水平在全国尚居前列，科举中江西一地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当时就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右”的民谚。
仅从江西的诗学发展来看，宋代的江西诗人从唐诗之外为诗学开辟了新的境地，江西诗派的影响遂遍及全国，并对当地的诗学诗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元明两朝的宗唐抑宋的大环境下，还能保留部分江西诗派之风。元代江西诗人刘壎、吴澄等对江西诗派和宋诗都持维护态度。“当时东南地区宗唐抑宋之风颇盛，而如方回者犹坚守宋江西派的门户，刘壎则折中于其间。”吴澄在评诗时将唐宋并举：“古体诗上逼晋魏，近体亦占唐宋高品”。元代中后期一直到明代初年，江西诗人才渐渐地融入了扬唐抑宋的大潮流中。但明初江西诗人黄容却仍能尊江西诗风，他以黄庭坚的后人自居说：“至宋苏文忠公与先文节公，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虽不拘拘其似，而其意远义赅，是有苏黄并李杜之称”。道光年间，以黄爵滋为首的江西诗人郭羽可、陈偕灿、徐湘潭、艾至堂等人在内外交困的国家民族危机中，反思诗坛流弊，以汉魏唐宋诗为宗法，开始转变诗学方向，推重杜甫、韩愈，学古而创新，反对学无根柢的诗风。黄爵滋说：“顾念生平所学，自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诸大家，靡不略涉藩篱，虽未尝有所专长，要亦不乖于体，不乱于气，不悖于理，不诡于法。”成为晚清同光体赣派宗宋的先声。
晚清以来，整理乡邦文献和对乡邦文化的重视是一体的。诗人们承本地昔贤、今贤之诗的情况甚为普遍。魏元旷这样描述道：“吾江志于诗者，近皆以陈散原为宗，远则后山、山谷，依门傍户，借主人以自重。山谷固守不易，后山犹为易得其仿佛。若散原特工于换字，避熟，晚近诗人大率循此蹊径”。陈三立的弟子尝表示：“余尝疑先生遇同乡能诗者，每以西江之帜为言，似不无门户地域之见者。”可以想见，陈三立也是以江西先贤之诗法引导后学，从而形成了赣派相近相似的诗学风气。
二、江西诗法的守护者
北宋的江西诗派在诗歌领域中创造出了独特的江西范式，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诗学新境。江西诗法最突出的有两个层面，一是诗外之修养，一是诗内之技法。诗外之修养要求忠厚含蓄，主张怨而不怒，反对剑拔弩张的叫嚣之声。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
这种“忠信笃敬，抱道而居”的信念出自儒家思想，与之相关的要求是以读书进学来涵养身心。从这个立场出发，黄庭坚在理论上提出“孝友忠信”才是人之根本，诗文只是末枝小节的主张：“学问文章，如甥之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因此，黄庭坚强调读书也主要是围绕提高修养而言。如“但需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飘摇”。“更愿加求己之功，沈潜于经术，自印所得，根源深远，则波澜枝叶无复遗恨矣”。在诗歌的技法上，黄庭坚主张熟参前人，以法为重：“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无有不法而成者也”。要善于从前人作品中体会，用其佳句佳字，即著名的“点铁成金”之说。黄庭坚反对故作奇语，“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学功夫已多，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以为“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事实上，黄并不一味强调字句。“宁律不协，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庚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不烦绳削而自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人师法江西诗派最多的就是其开创出来的一整套诗歌技法技巧。莫砺锋先生指出：“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江西诗派是很有特色的诗歌流派，它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宋诗这个阶段时的重要环节，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宋诗彻底地突破了唐诗的藩篱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貌”。
江西诗法在流传过程中，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后学者们身上，精神层面渐渐被弱化，而技法方面则被强化，“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乃至严羽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成了众人效法的对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论者往往在批评江西诗派的同时，将黄庭坚分离出来：“选、骚而下，徐庚不必学；盛唐而下，温李不必学；宋苏黄而下，江西不必学，下是非诗矣。”陈衍亦说张之洞“不贬双井，而斥江西为魔派”。
赣派对江西诗法有较全面的认识，不仅在创作和论诗上继承了江西诗派以技法为主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继承了江西诗派“忠信笃敬，抱道而居”的精神。在近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以陈三立为首的赣派诗人秉持气节操守的精神是得到公认的。在论诗上，赣派主要以江西诗法为宗。例如，就学诗而言，黄庭坚提出“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作诗之器也。然则虽利器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谓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聪所及，要须得之心地”。要求多取法古人，烂熟于心而能妙手变化。胡朝梁承此意而说：“惟有日取古人所效法者而效法之，以俟其工力之成熟。其成熟也，而何所肖似又非所逆计也”。夏敬观亦持此论，认为学诗首先要“学到与古贤无异”，然后才能“葆其性质，而后有成就独到”。这些论调几乎都是对江西诗法的解说。
胡朝梁的《写义宁师诗竟辄书所触以呈》云：“大块噫气幻万千，上飞下走日月旋。诗人能事通造化，驱使万物归新篇。吾师读书善养气，胸次浩荡收百川。作诗不须故作势，却自凌厉横无前。”虽是赞陈三立语，从中亦可见陈三立及赣派诗人对江西诗法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