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对于浙派在同光体派中的地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金天羽在《答樊山老人论诗书》叙清代诗歌流派曰：
有清一代，诗体数变。渔洋神韵，仓山性灵，张、洪竞气于辇毂，舒、王骋艳于江左。风流所届，遂成轻脱。夫口餍粱肉，则苦笋生味；耳倦笛筝，斯芦吹亦韵。西江杰异，瓯闽生峭，狷介之才，自成馨逸。
文中只提到了同光体派中的江西和瓯闽两支，未提及沈曾植为首的浙派。汪辟疆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以闽赣派为同光体派：“闽赣派或有径称为江西派者，亦即《石遗室诗话》所谓同光派也”。又“闽赣派近代诗家，以闽县陈宝琛、郑孝胥、陈衍、义宁陈三立为领袖……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则以他籍作桴鼓之应者”。也许因为以闽赣立名，只好以浙派为桴鼓相应者。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列为天暗星青面兽杨志，显然与作为首领的陈三立和郑孝胥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于“宋诗”一节中也仅将沈曾植附于陈衍之后，列为存目。
钱仲联先生对浙派很是推重，将浙派作为同光体派主干之一，并特意说明：“这不是指嘉道以前的浙派，而是指以沈曾植为代表的同光体中的浙派，它和闽派、江西派都不相同。沈的同派是袁昶，继承者是金蓉镜，都是浙西人”。将浙派提出与闽赣派鼎足而三。同光体派中，论学术声誉之隆、学识之广博，确实无人能过沈曾植。然而在近代诗坛上论者有将陈三立、郑孝胥并称“陈郑”的，有将陈三立、陈衍、陈曾寿并称“三陈”的，唯独沈曾植是以学者名世，他在诗坛的名气实在不能和陈三立、郑孝胥并驾齐驱。而且浙派在同光体派中势力也最小，时人中只有袁昶与沈曾植同调，后学也屈指可数。
但是，浙派的宋诗学与闽赣两派确实不同，它将宋诗从一个侧面作了较极端的发展，表现出异化的宋诗学色彩。
浙派宗宋诗风源远流长，从清初开始到清中期，浙派一直在领导着宗宋诗风的潮流。到近代宋诗真正成为时代诗风的时候，浙籍的宗宋反倒边缘化了。综观同光体派的情形，闽浙赣三派首领，他们所标榜的宋诗人是存在共性的，不外是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而且同光体派的得名也和沈曾植紧密相关：“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在《沈乙庵诗序》中，陈衍甚至尊奉沈曾植为“同光体魁杰”。随着同光体派的发展，沈曾植反倒从“魁杰”退化到“能为同光体”，钱仲联先生认为陈衍的对沈曾植的态度变化是出于标榜的需要。其实也未必是出于标榜，浙派的宋诗学从开始就与闽赣派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
浙地宗宋诗派向来有重视学问的传统。“以学问为诗”也是宋诗的典型特征之一，只是在沈曾植和袁昶手中，学问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经、史部取事、集部取法，发展到以释典为主，释典中又取其中的僻典，看上去钟彝鼎纂，五色斑斓，但诗意实在晦涩难懂。张尔田指出沈曾植诗歌的特色是：“公诗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畦町者，以意为而以辞为辖”。只是这样的诗歌连陈衍都会说“余不能悉”，更何况他人。胡先骕为沈曾植诗之难解辩护说：“先生学问奥衍，精通汉、梵诸学，先生视为常识者，他人咸诧为生僻。其诗本清真，但以摭拾佛典颇多，遂为浅学所訾病”。无论怎样，沈曾植之诗确实难解。袁昶诗歌也有腹笥宏富的特点，同样被认为是“用事遣词力求僻涩”。因此，沈、袁等人在“以学问为诗”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力求生新的时候，形成了过度生涩的特点，使他人在理解诗意时都产生了障碍，更遑论诗的其他功用，故称其为异化的宋诗学。
一、浙派宗宋的承与变：以学问为诗
清代浙派诗歌在“以学问为诗”上是有着深厚传统的，其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初期以朱彝尊为代表，朱彝尊论诗扬唐抑宋，强调诗歌的“醇雅”。但在强调学问上有向宋诗发展的倾向。朱彝尊认为“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也”。他批评当时学宋诗者说：“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者乃效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他认为诗风当“中正而和平”，诗情当出于“不容已者乎”，主张性情与学问相济，即“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在朱彝尊那里，主要是以经史来作诗材。
中期以厉鹗为代表。厉鹗“学问淹洽，尤精熟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所撰《宋诗纪事》广搜博采，于有宋一代文献烂熟于心。论诗主宋而不抑唐，认为诗道是“物穷则变，变则通”，反对死板因袭模拟。厉鹗于诗也强调以学问为根底。他说：“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也”。认为“书，诗材也”，只有诗材富，为诗才能纵横自如。“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在强调以学问作诗材上，厉鹗不同于朱彝尊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以经史为诗中的学问，而是转向了“说部丛书中琐屑生僻典故”以及“别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谚”，并以为如此方可“另开蹊径”“新颖别致”。厉鹗诗虽强调学问根底，但作品却能“幽新隽妙，莹然而清”，被认为是“吐属娴雅，有修洁自美之致”。
后期浙派以秀水钱载为代表。钱载论诗“取径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用意必深微，用笔必拗折，用字必古艳，力追险涩，绝去笔墨畦径”。钱载诗也重视学问，但专在造句排列上下工夫，“箨石斋诗，造语盘崛，专于章句上争奇，而罕用僻字僻典，盖学韩而力求变化者”。钱钟书先生指出钱载诗歌在学问化方面的特点：“其诗每使不经见语，自注出处，如《焦氏易林》、《春秋元命苞》、《孔叢子》等，取材古奥，非寻常词人所解征用”。其所用诗料还是以经籍为主。
晚期浙派则以沈曾植为代表，沈曾植继承了浙派重学问的传统，而且他本身学识渊博，于经、史、音韵训诂、西北舆地、彿道、刑律、版本目录、书画无不精通，胡先骕称其为“同光朝第一大师”；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对其推崇备至：“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可逾越……至于博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沈曾植以学人而为诗，“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则是题内之义。但是，沈曾植的“学人之诗”却“表现在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自己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以学问为诗”在浙派一脉的发展中，有变化有继承，以学问作诗材，诗料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在“学问”自身上却渐趋分歧。朱彝尊根底经史，不失传统诗学本义；厉鹗转向说部中僻字僻典，主要突出“字面生峭”；钱载则多用经学僻典，书非僻书，只是“非寻常词人”所用。而沈曾植诗中之学往往表现为佛道二氏的僻典，佛道确是学问，但与儒家在学术地位上还是有轻重主次之分，在社会文化中接受层面和接受深广程度有很大的差别。而在风格上，朱彝尊以宗奉唐诗而略表学问，厉鹗诗风主“清”重“寒”，而钱载则“实非学人，诗佳处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积奥衍开生面”。唯沈曾植诗“人读之，舌挢不下，几不能句”，难以理解成了沈曾植诗歌及其诗学推而广之的最大障碍。陈三立一语中的，指出了沈曾植诗歌中学问的最大特点，他说：“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沈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说明沈曾植的学问“无所不窥”，特意拈出“道箓梵笈”以见其用功深处，所造成的结果是“沈博奥邃”。至于“对之气敛神肃”一句，似乎也点出了沈曾植诗让人敬而远之的原因。
二、宋诗与六朝的沟通
陈衍论诗主“三元说”，并在《石遗室诗话》中声明是与郑孝胥、沈曾植三人达成的共识。但沈曾植还是另起炉灶建立了“三关说”，沈曾植与陈衍的不同之处在于将“三元”的上元由“开元”换为“元嘉”，仅此一点，就反映出了陈衍和沈曾植在诗学上的本质差异。陈衍以诗为本，立足于诗而主宋，以元和为枢纽，溯源杜、韩，以其“变”开启宋代诗风，明宋诗之正闺。沈曾植则从“学”出发，以“理”为基，上溯六朝，重在“三关”的内在理路，突出宋诗的理性精神。
以沈曾植之博学且又“不屑于词章”，其论诗衡文往往着眼于诗文之学术背景。他评《彊邨校词图序》云：
至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泉唐厉氏，先后以博奥淡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张皋文、董晋卿易学大师，周止庵治《晋书》为《春秋》学者，各以其所学益推其谊，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约旨而弘思，微言而达旨。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借词以达之。
从学术发展着眼，指出词学“微言而达旨”的渊源，并从清代学术演变来说明其意义。在方法学上可以说来自乾嘉学术，只是沈曾植极娴熟地将其用之于诗文评论。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宋诗，其学术背景中，宋代理学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北宋中叶，在自由的学术争鸣氛围中，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以儒学道统为核心，吸收汲取佛道二家思想，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构建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南宋时，朱熹将这个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朱熹本人的思想也是兼容各家的，朱熹自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然而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路发展下来，其中必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沈曾植说：“其实两晋玄言、两宋理学，看得牛皮穿时，亦只是时节因缘之异，名文身句之异，世间法异，以出世法观之，良无一异也。”也就是说，沈曾植以“出世法观之”，将玄理儒佛统一了起来。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和逻辑思路下，宋诗自然也就与六朝产生了沟通的可能性。沈曾植于六朝诗人，最推重的是那些以“玄”入诗的玄理山水诗人：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成一家。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
支、谢皆禅玄互证，支喜言玄，谢喜言冥，此二公自得之趣。谢固犹留意遗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
宋诗因为重“理”之故在宋代已受到严羽的诟病，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到：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朝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肯定了六朝人在“诗理意兴”上的贡献，认为舍弃“唐以前人智理名句”会导致诗歌意境拘泥，“打发不开”：
不用唐以后书，何尝非一法门，无如目前境事，无唐以前人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为伪体。
严羽论宋诗不免心存偏见。其实宋诗中说理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理学家之诗，他们以诗歌的形式阐述义理，以“观物穷理”的方式进行“理”的体悟。其中不乏朱熹《观书有感》之类的佳作，但更多的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作品。这自然是严羽所反对的。另一类则是随着人们理性的增强，渐渐在诗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带有思想性的理趣诗，将自然之理与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用诗歌来表现。这种方式在本质上与理学家的“观物穷理”并没有不同，只是所要表现的内容和归宿不同罢了。玄理诗与理趣诗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哲学的感悟将人的性情归之于先天之“性”，强调一种虚无的玄虚之境，代表了一种哲学上解脱的欲望。如孙绰《答许询诗》：“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胸怀，神栖浩然”。因此从宋诗的“观物穷理”出发，以唐诗的性情作为沟通，逐渐走向“以理释情”，这在沈曾植眼中是非常合理的思路，而玄学佛理只是一种寻求精神归宿的手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