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喜爱文艺，有空就读小说，还参加了学生剧团、合唱团、壁报社，兴趣比较广泛。我喜欢语文课，认真写作文，每次有了好的作文，被老师选发在壁报上，心里都很高兴。我18岁参军后在文工团当演员，仍然喜爱读书和习作，下连队开展文娱活动时，常把好人好事编成快板、歌词等小节目，被文工团选用了，领导还给予表扬。19岁时报纸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对我树立写作的自信心是很大的鼓励。不久，部队入朝作战，每天都有英雄故事，可写的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断发表小说和诗歌，有的发在老舍主编的《说说唱唱》上，独幕剧《一家人》和歌曲《坑道之歌》还获得志愿军文艺汇演的甲等奖。少年得志，我有了当作家的想法。
1953年冬，以贺龙、老舍为正副团长的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前线。
老舍告诉军政委，“我有个侄子是志愿军”。很快就见面了。我已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胸佩4枚军功章，立正给他行军礼。七年不见，二爹深情地说，“你就是大年！立功啦，也有胡子啦，不，还不算胡子，只是嘴上的一层茸毛。”我说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我们这些参军的高中学生回国考大学，我想读中文系，当作家。没承想受到二爹的批评，要我先当“文艺学徒”。随后他又来信说，“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货色来。我已经55岁了，不是还要到朝鲜来向志愿军学习么？大年，你还年轻，真的喜爱文学，就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这是长辈的肺腑之言。二爹有寒腿，数九寒天还坚持要到山上的前沿阵地采访，三百多米高的陡坡，积雪盈尺，根本无路可走，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上去的。回国不久，他就发表了描写志愿军的作品。这年我22岁，决心长期当好文艺学徒。
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被“复员处理”回到北京。家父母早已过世，作为北京文联主席的二爹，多次为我介绍工作（去文化局、文化馆），都没办成。他亲自领我到人艺，说“我送这个侄子来给你们搬布景，当学徒”，还是不成。二婶告诉我，“老舍是个空架子，没权。”我失业了，穷而为文，卖文糊口。也是练笔，也是谋生，也是学习老舍先生，小说、诗歌、散文、相声、剧本、谜语、笑话、儿歌、小人书，什么都写，动力就是我家大妞儿缺奶的哭声。偶尔从老舍早年写给家父的信中读到，“还是躲在烟筒胡同啃小窝头，出门低头走路，也没捡着钱包。”又想起二爹抗战时期纪念册上的题词，“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大文豪如老舍者尚且如此，我才二十多岁，怎么就不能坚持这清贫的文学之路呢！
老舍确实“没权”。我写的长诗《冰山卓玛》，他看了很喜欢，《新港》杂志愿发，要单位证明，他立刻写了证明信（可惜编辑部说老舍是“民主人士”，不行。后来还是由转建委员会出具证明，此诗才得以发表）。但他百忙之中仍然帮我看稿，给予指教。我的另一首长诗《菜农传》，他大泼冷水，“太实！黄瓜、茄子不是诗。明说吧，你没有诗才，甭写诗啦！带个小板凳去天桥，跟老百姓学说话。学着写短篇小说。”这话我听得懂，还是教我老老实实地当文艺学徒。
半个世纪前，老舍先生在《文牛》里说，“谁要走文学之路，就得有做出各种牺牲的思想准备。”这是高尚人格文品的自白，也是文坛的醒世箴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