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商雷履泰宅院与雷履泰势不两立的毛鸿翙的后代境遇要稍好一些。毛鸿翙为蔚字五连号的崛起费尽了心血，侯东家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其子毛履泰也相当精明能干，自己出资作股东开办了永泰庆票号及日升烟店，平遥城中提起毛东家毛履泰无人不知，但永泰庆号与其他大票号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1902年在金融混乱、存户挤兑的情况下倒闭，毛家从此也走上了下坡路。毛氏家业传到第五代毛国玺时，已卖光了最后一幢大院和土地。毛国玺穷困潦倒，身无分文，为了活命，只好跑到国民党军营里当兵。
曹家的产业主要在北方，当北方和东北地区的产业被没收后，曹家也走向末路。曹家在“三多堂”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豪华烟榻。有双人床那么大，周围是一圈天然大理石镶嵌而成的图案。榻面上铺着一层藤皮。烟榻上还放着一张用稀有瘿木制成的小炕桌。这张烟榻是老爷、太太们吃饱喝足后，到此来抽烟休息的地方。太谷曹氏三多堂在日军侵华时被抢劫一空，无数珍宝不知去向，曹氏家人也四散飘零。
曹家的烟榻外贸世家榆次常家的商业据点在蒙古草原与俄国境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逃回家乡，因此而损失的银两有数百万。仅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有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资本全部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古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外蒙古独立成立共和国，实现共有制，晋商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这样，晋商财源地被直接砍断。1917年，榆次常氏商业彻底衰败了，债主盈门。宅院抵押出去了，常家经营很好的敦义和布厂倒闭了，连精心创办的笃初学堂也只能停办。常氏的家人陷入困顿之中，生活无着，经常找上门的债主挤破了门槛，有能力的人都纷纷到外地谋生去了。
空旷的常家大院祁县渠家的最后两个重要人物是渠源浈和渠本翘父子，渠本翘追求仕途不愿从商，父子二人不和。渠本翘后来考上进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起而响应。民国成立后，渠本翘被任命为山西宣慰使，但他不愿意就任而迁居天津。1919年赴友人的酒宴时猝死，终年58年。渠本翘死后，其父渠源浈不久也死去，渠家商业经营中因缺少得力的主事人无奈地走向衰落。
山西票号的东家中有一家有名的不倒翁，就是祁县乔家。经过20世纪20年代票号倒闭的风潮留下来的票号寥寥无几，这当中就有乔家创办的大德通和大德恒。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乔家财力的支持，二是主管经理的远见。乔家依靠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大德通的总经理高钰。为了票号，他称得上披肝沥胆。一方面为争厚利，他与清朝大员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票号内部管理上坚持崇实黜华，精诚团结，票号能持盈保泰，应付自如。通过与清廷各层官吏的交往，高钰对政情内幕了解很深，并能随机应变。在武昌起义以前，高钰有所预见，收缩放贷，这就使乔家票号在大动荡之中站稳脚跟。
在山西票号的所有财东中，乔家的家规最严格。乔家事业的祖先乔贵发早年家境贫寒，深知世态炎凉，创业艰难，发达后让子孙读书明理，守住家业。乔家子孙们大都能铭记祖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并订立了严格的家规，高悬厅堂上让后代三省其身，克己守法。乔家的子孙谨守家规，没有一人纳妾。乔贵发的第五十孙乔映奎为乔家最后一任掌门，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但妻子没有生下儿子，由于不敢破坏家规，他只好过继侄子继承家业。另外，在清代官场、商界应酬时嫖妓往往成为必备的待客之道、风雅之举，乔家子孙基本上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当时人称乔家为糊涂海，其实这正是乔家的聪明之处。乔家后代严守家规，从内部巩固了乔家商业势力，遏制了大量消费，使得乔家有大量资金投入商业运转。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能够渡过清末民初的金融危机，资金充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乔家大院祁县乔家长时间的生意繁荣，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令后来许多富户也羡慕不已。据说，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仪随父亲去英国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英国皇太后赠与她一枚钻石戒指。她奉为至宝，经常在客人们面前炫耀。一次回太谷老家，她又向当地的客人们炫耀这枚钻戒的价值时，没想到在座的一位乔家少奶奶却问她：“你爸爸做官发了那么多财，你怎么只戴这样一个戒指？”孔令仪听到后很不服气，还以为这位少奶奶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第二天，到乔家做客时，这位少奶奶漫不经心地从柜中拿出一个藤制针线箩，里面全是少见的上品钻石。这让孔家大小姐着实大吃一惊，没想到一向不起眼的土财主家里竟有这样的奇货，由此可见乔家的富足程度。
乔家大院民国年间，尽管乔家商号的掌柜与伙计尽心尽力，然而大势所趋，乔家的票号获利很小，以后也不得不改组为钱庄。乔家自乔致庸死后，由其孙乔映霞当家，乔映霞威不压众，人人怀有离异之心。1930年“在中堂”分家析产，此后乔家江河日下。乔映霞后来到天津经历了一桩极为不幸的婚姻，受到打击，得了精神分裂症。乔家“在中堂”一向订有家规，不准吸食鸦片，但到了后来家规也不顶事。乔映霞的小弟乔映南从小染上烟瘾，他的妻子、儿子、儿媳都成了大烟鬼，他的女儿因吸毒过度而死。抗日战争后，乔家家业已所剩无几，乔氏家族“映”字辈以下60多人，先后离开“在中堂”，呆在北京、上海、太原、江苏、云南等地，还有的干脆去了国外。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乔家人员多数迁走，在四处的商号也基本为日伪所侵夺，乔家的商业受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乔家的各商号只是在困顿中维持，直到1951年，乔家所遗存的商号停业清理，遣散职工。当时由第六世孙乔健负责善后事宜，为长达200余年立于不败之地的祁县乔家商业集团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协和信、协同信票号大财东王氏后代长期吸毒，都做了“短命鬼”。第11代王文洲活了51岁，第13代王祖勋活了40岁，第14代王常海是个有名的纨绔子弟，吸鸦片花掉所有的财产，又卖掉字号、房产，最后沦落街头要饭吃，冻饿而死。第15代王金寿为了吸食鸦片，竟然雇人挖自家祖坟，甚至连墓砖也挖光卖掉。昔日堂堂的票号大财东，怎么也没想到有如此不肖子孙，连祖坟也变卖一空，如果王家先祖泉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办实业 振国货 走向新岸
近代晋商也曾投资于工业与其他新兴行业，晋商也是中国近代许多企业的“助产婆”，为其投资借款，汇兑款项，功不可没。
清末民初，晋商积极参与到爱国事业发展当中。1904年山西票号酝酿山西保晋公司，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在中国建立最大的近代化的煤矿工业的典型，而山西平、太、祁一带的票号商是其核心力量。当时英国福公司讹诈索要275万两赎矿费，第一期必须交一半130万两，在这种压力下，山西各票号深明大义，积极筹集资金以备赎矿之用。保晋公司成立后，渠本翘为总理，王永林为协办，总公司设于太原海子沟，阳泉为本号。其资金除本省公款外，集资三百万，招股以来山西各界入股非常踊跃，“记太谷认六万股，各票庄二十万股，盂县二千股，汾州府五千股，平遥二万股，平阳一万三千股，榆次八千股，潞安六千股，泽州五千股，忻州一万股，太原九千股，祁县四万股。”其中三地票号领购的股份占53.33%，在收回矿权建立保晋公司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山西票号都参与了在全国各地为近代的新式企业招商集股，在当时所有的铁路干晋商渠本翘像线集股工作中都有山西票号参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山西票号无论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或在资产阶级发起的收回权利运动中，票商不仅是积极的拥护者，还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已经自觉地从事每一项爱国运动。
山西票商在民国初年总体呈衰败走向，但晋商也曾参与过近代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一些山西商人转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当年票号中的掌柜和伙计有很多成为中国近代银行职员的核心部分，在民国年间仍能看到晋商的身影。民国年间，晋商元气大伤，晋商的投资还表现在投资保晋公司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开始向近代工业发展过，但由于票号生意的全面失败，再加上保矿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投资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而当时在山西要发展重工业，存在投资大、山西采煤业见效慢、资本周期长、调整难和运输困难等一系列不利条件，使晋商陷入资金大量积压，周转困难的困境，再加上国内外原来一些有利于晋商发展的条件相继丧失，以及煤炭采掘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晋商尝试现代工业发展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