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晋商在经商过程中守信义的事例比比皆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里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连家中的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等地，他们纷纷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也是损失惨重，他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抢掠一空，连账本都被乱军烧了。没有账本，山西商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如果有人借此机会伪造很多的存折，混入挤兑的风潮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将票号生意陷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说明自己的难处，可以让储户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作安排，这样做不仅能说得下去，而且能将票号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当时以日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没有这样做，而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兑换。日昌和其他票号向世人展现了山西商人的信义观，因为票商们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挤兑行为也确实是无奈之举，当战乱过去后，他们又会重新活跃于京城。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经济实力不可小视，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则有可能获得将来更多更大的机会。以后的事实证明，日昌的判断是正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再次开业时，不仅普通百姓愿意将积蓄放心地存入票号，而且朝廷也将大量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昌进入全面鼎盛时期。
1900年，义和团大闹京城时，各大票号均遭抢掠，号内伙计相伴逃回平遥。原来蔚盛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刘某也带着各种账本离开北京返回平遥，在途经保定时，又遭土匪抢掠。刘经理所携带银两和账本全被抢走。蔚盛长总号特命雷士炜在平遥当地特设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和借贷。雷士炜在北京分号担任过多年的司账，他凭记忆重拟账目，费时几个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簿兑付白银，新旧顾客大受感动。山西票号临危不乱，谨守信用的品格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山西商人将利、义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得当，他们认为修德与取利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山西商人告诫后人：“忠诚与信义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不要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要在现成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
明代著名晋商王文显经商40余年，取得成功。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以义制利。”“以义制利”的观点成为晋商的一种共识。祁县乔氏家族中的中坚人物乔致庸曾将其经商经验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是讲利。正是因为晋商讲求“以义制利”，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极强的道德自信，这为山西商人坦荡经商作了思想的准备。
讲诚信 敬关公 信义聚财
“诚信”“仁义”这些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念，又成为晋商始终遵循的原则。它们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晋商所创造的经营机制，如果没有“诚信”“仁义”作保障就不可能正常运行。首先，东家与掌柜这种关系是靠“信义”确立起来的。没有东家对掌柜的信任，东家不可能给掌柜全部经营权，东家也不可能对商号负无限责任。同样，掌柜没有对东家的“信义”，他不会那么敬业，他要中饱私囊、私吞股金都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这种事在晋商经营过程中很少听到。相反，掌柜尽职尽责为东家办事的例子却比比皆是。日昌曾于光绪年间在四川开设了一家商号，聘一张姓掌柜经营。因为路途遥远，又很少通音讯，时间一长，东家早就忘了有这个字号。张掌柜辛苦经营30多年，虽然获利不大，但本钱未丢。到清末民初，掌柜见时局动乱，于是清理号事，派人向东家交割。好不容易找到东家住处，但这糊涂东家拒不接收，说是没有这个字号，来人搞错了。双方争执不下，直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幸好总号掌柜赶到才确认在四川的确开设过这一分号，化解了这场纷争，掌柜的忠诚真是让人感动。
1900年，志诚信京庄经理齐梦彪，因号中存放大笔海关巨款，只好与伙计约定，誓死保住官款，否则担罪不起。这样维持了一段日子，后来见慈禧、光绪等离京而去，齐梦彪如释重负对伙计说：“前段时间我们留在这里保护官款，没让大家回家是担心总号会责备我们丧失官款，现在连皇帝和太后都逃了，咱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不能再呆在这危险的京城了。”齐梦彪与伙计弃号逃回山西，步行赶路，途经许多荒无人烟的村庄，常常一连数天无法找到吃的，只能四处寻找田地里的蔬菜填饱肚子，最终逃回了总号。
事实上，正是有了这么多尽职的掌柜，才有东家的巨额财富。
掌柜效忠东家，东家也要信任掌柜。山西商号是“赔东家不赔掌柜”，所以，东家对掌柜的信任更加难能可贵。“广盛公”钱庄一次由于做买树梢的生意赔本，出现十余万两白银的巨额亏空，形成挤兑风潮，眼看就要倒闭。当时，作为东家之一的乔家并不富有，但毅然决定拿出三万两白银，后又倾其所有，追加一万两白银，交给掌柜，而同样作为东家的秦家却不愿意出钱。危机过后，“广盛公”改名“复盛公”，成为乔家兴旺发达的基础。
晋商大都崇拜关公，在他们的铺面里往往放着一尊关公像。外出经商的山西人在全国各地出资修建关公庙，这是晋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大特色。关公是晋商的精神偶像，晋商崇拜关公，一是因为关公是山西人，且是有名的武将，崇拜他山西商人觉得脸上有光。更重要的是因为关公讲义气，关公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赤胆忠心，凭着三兄弟的努力，白手起家，竟然打下一片江山，晋商崇拜的就是这种精神。三也是一个活广告，既然晋商崇尚关公，那么也就崇尚信义，商场上信义无疑是商人们交易的基础。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供奉的关公像事实上，晋商正是凭着信义二字，大家才能长期合伙做生意。有许多著名的商号都是财东多人合伙经营的。如大盛魁商号，曾经是称雄旅蒙贸易200多年的大商号。其创始人太古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原先都是贫苦人。康熙年间清政府打压噶尔丹叛乱，三人做随军贸易时相识，并决定合伙做生意。起先由于营业不佳，张、史二人只好暂时回家种地，留下王相卿独自坚持。不久，生意有了起色，王相卿又把张、史二人找来，继续合伙经营。并把商号取名为吉盛堂。到雍正初年，吉盛堂改名为大盛魁，已成为赫赫有名的旅蒙大商号了。很多著名的商号都是实行合资股份制，即使是一个家族股份也分属不同人。
当年晋商创业之时，一无所有，他们要靠自己单独创业，困难重重，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功。因此，被晋商普遍采用的股份制本质上是一种“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的合伙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因为能最大限度地聚合人力、物力创办事业，很适合山西商人早期的发展情况，因此股份制被普遍运用，后来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经营模式。
晋商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掌柜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善于审时度势，重视信息，灵活应对，做到知先于行，出奇制胜，左右逢源地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分号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给总号的义务，晋商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一些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晋商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凡是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士变动等。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失落，得到的人也不知道信中的内容，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决不让点滴信息落在他人之手。
开身俸 教尔曹 注重人才
晋商主张人才为创业根本，“得人者兴，失人者衰。”选择学徒采用择优保荐原则，即被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之后如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在选拔中高层管理人员时，会实行破格提升，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规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由于山西人外出经商都用的是本籍乡人为伙计，因此外出经商人多的地方富裕之家很多，晋商财东与掌柜据调查清末民初山西祁县的总户数中60%以上的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有民谣称“家有万两银，不如票号有个人”。
山西商号大多有顶身股制度，太谷曹氏商号规定，新入柜伙友，试用三年后，按其职务付给劳金（工资）。服务满十年者，可按其劳金顶生意。一般伙友，开始可顶生意一二厘，掌柜可顶一分到一分二厘，伙友顶生意后，在商号的地位已不同过去，可以和掌柜商谈商号业务。在曹氏商号中，不少掌柜是由伙友提拔上来的。这些人熟悉业务，顶上身股后，自己的利益与财东的利益休戚相关，都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商号服务。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人身顶股制，是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然他们没有资本顶银股，却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十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九厘。山西商人通过上述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晋商掌柜努力为商号工作，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但是顶身股也并不容易，学徒初入商号不满一年的，基本上只管饭钱没有薪金。待学徒期满，升任职员后，以能力定工资，工作达到三个账期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定身股。对无培养前途或品行不端的伙计，一般不给提供身股资格，增至全股为之称为“全份”。
总经理坐镇总号，除管理总号内部各项事务外，就是对各地分号进行宏观调控。晋商商号、票号总号实为企业的权力中心，凡经总号集体研究由总经理最后定夺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等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以违反号规论处。分号经理也称为掌柜，拥有所在商号的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和人员管理权，但机构设置、资金调度、人事任免和盈利分配等重大权限均由总号控制，分号实际上是总号根据经营种类或区域范围下设的从属部门，虽然年终或账期也须向总经理及财东汇报经营成绩，但衡量标准不仅仅是看其盈利多寡，更重要的是该分号对商号整体发展趋势、实力增强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
山西票号的账簿无论是总号与分号，其内部人员设置的原则都是因事设人，决不会因人设职。山西商号精干的机构设置大大提高了商号办事效率，减少了管理费用，同时又增强了店员的责任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为晋商的商号、票号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