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在2008年4月召开了“中国宏观调控三十年理论研讨会”。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共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收入本书的文章，就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教师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宏观调控三十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一书出版发行之际，我也就宏观调控问题谈些自己的思考。
从学理上讲，宏观调控是一个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实意义的宏观调控的——尽管在习惯称谓上可以这样讲。中国在进入市场化改革后的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民营经济尚在发育初期，国有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占有相当优势，这个时候政府最重要、最管用的经济管理方式，实际上并不是宏观调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当局对经济周期活动出现的问题，如对投资过热、资源产品供给短缺、通货膨胀等，常常采取“关、停、并、转”和紧缩信贷额度的办法。这种方法至少在短期内常常是有效果的。在这一时期，可以经常听到理论界对政府的行政性经济管理方式提出批评，认为应当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管理办法，例如更多的使用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杠杆等。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政府当局早就在研究探索并开始使用宏观调控的各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了。至于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比较慢，我始终认为，决定的因素并不是管理者的主观认识和理性水准，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
序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政府当局开始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有效地使用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方式了。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中国的政府管理者非常善于学习。宏观调控是从西方经济学和凯恩斯学派那里传来的东西，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来说是完全不同和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我们的政府管理者并不排斥，而是采取“拿来主义”，从头学习、认真借鉴、探索实践、逐步完善。现在看，凯恩斯主义工具箱里的几乎所有最管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比较熟练的加以运用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立足中国国情，注意不照搬发达国家的现成办法和现成经验。这里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学界往往认为政府在经济调控过程中的行政管理行为还是太多，例如对投资项目和贷款规模的松紧度管理、直接价格控制等。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政府实施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加以行政性管理的办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也许政府管理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中国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程度并不充分的市场经济，或者是一个还很不成熟的“准市场体制”，但在目前发展水平的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标准的宏观调控方式，在许多方面行不通。例如，很多产业、行业的大规模投资项目都有政府机构的背景，它们的投融资渠道既来自市场方式——商业银行和商业投资机构，也大量来自各种自筹方式，你仅仅运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是不灵的。相反，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只能依靠规范的和不规范的市场方式（如地下钱庄），调控利率可能起到较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些行政调控的方法应该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选项。因此，今后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改造现有的经济体制。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可以预见，当狂风暴雨过去之后，新一波理论思想的论争就会开始。这里，在如何看待和选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问题上，将会是久已沉寂的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争论的又一场“对决”。在美国金融海啸的风波浪涛之后，无论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怎样辩白这一切同他们的学说理念毫无关系，但芝加哥学派以主流自居的往日威风毕竟要大大打折扣了。我认为，对中国来讲，这里要特别注意把握好问题的尺度。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至少说明过度放任银行家们无限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扩大投融资活动是不可取的。尽管在这之前的很多教科书都对此称誉为“金融深化的创举”。我认为，金融深化或金融创新并没有错，错在这种复杂的金融活动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那些茫然入市的大量普通投资者们来说，这套“把戏”的复杂机制和内涵的巨大风险毫不知晓，所知道的仅仅是投机家们兜售给他们的信息。想要指望玩这套“把戏”的投机家们自我约束是根本不现实的。问题出在政府身上，出在严重的政府管理缺失。这就需要回到对市场失灵进行政府调节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上去，例如对信息不对称的管理和矫正，等等。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或新新凯恩斯主义肯定会夺回大量失地，甚至扬眉吐气于一时。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我们的政府宏观调控最好不要简单地跟着人家总结教训。我的最后结论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教训可能是自由放任过度而政府有效管理不足，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因为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前所讲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和更好的改进政府的市场化经济管理方式。
2008年10月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