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训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后，工资由42元增加到80元，比错划右派前还少34元，也没有恢复职务。这就是说还不是彻底平反。学校领导派他去管理图书，因为当时图书管理员不负责任，把仅有的8000册图书，弄得杂乱无章，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周祖训对分配他管理图书是比较乐意接受的。因为他青少年时代求学时，特别爱好读课外书籍，从课外读物中得到的知识比课本上得到的还要多，终生受用不尽。他现在管理图书，可以为师生更好地服务；再则他可以以书为友，挤时间多读些书，丰富自己的学识。
以前尽管周祖训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对图书室的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但对图书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术知之甚少。现在要当图书管理员了，还得从头学起。56岁的他克服“人过五十不学艺”的旧俗，跑到漯河高中图书室，借来两本图书管理的专业书，一本是《图书馆学》，一本是《图书分类法》。他刻苦钻研，边读边记笔记。当他掌握了图书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后，边干边学。他把原有的8000册图书，重新分类上架、编目、贴标签、建卡。这些工作很繁琐，但他不厌其烦，不分上下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钻进图书室里整理图书，天天干十几个小时，很快使藏书室和阅览室旧貌换新颜，室内窗明案净，图书、报纸、杂志摆放得整齐有序、有条不紊。师生们都喜欢到此借书报阅读。
“叫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去管理图书，这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浪费人才。”有人如是说。周祖训不以为然。他过去当校长时常对下属说：“学校无小事。”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如今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实践这句自己一向倡导的看似平凡的话，他决心把小小图书室管理成一流水平。为了方便师生借阅，他把封闭式改为开架式，师生们可以到书架前自由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籍。当时图书室没有阅报栏，周祖训就买来小锯、斧头、钳子、铁钉、铁丝等，自己动手，用学校的破木板，因陋就简加工成报纸大小的框框，每个框里可贴一张报纸，供大家阅读。他共做了20多个这样别致的阅报栏，既省钱又方便师生。以前各班、各教研室订的报纸杂志，阅后都当废品卖掉了。如今他把这些旧报纸杂志，都收起来，自己挤时间阅读，把有价值的适宜师生参考的优秀文章、资料都剪下来，再分门别类地贴在废旧杂志上，供师生们阅读。仅此一项他就前后剪贴了几十本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周祖训还积极向学校领导提建议，尽量挤出一些钱购置新书，以满足师生的需要。学校领导看到图书室管理得很有起色，每到课外时间，师生争相到那里借阅，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于是，从学校有限的资金中拨出一笔又一笔款项，供图书室添购新书。购买新书要到五六里外的市新华书店去，为了节省运费，周祖训还从当工程师的儿子那里找来四个轴承，自制一个简易小推车，每次购书，他都往返推着小推车，尽量节省每一分运费。他从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对教学有价值的参考书，而本市书店缺货，就想办法邮购。他先后从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地邮购几百本对师生有价值的参考书。新书一到，他自己先看，写出新书内容简介，贴到板报上向师生推荐。由于他精心勤奋的工作，每每购来新书，很快就会被借阅一空。不到两年时间，图书增加到三万多册，管理水平也跨入全市先进行列，不少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市图书馆的同志还把全市各初中、高中、师范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请周祖训给他们讲课。周祖训辛勤的工作和出色的成绩，也深深打动了四中领导，学校积极筹款又建了六间宽敞的阅览室，并添置了相应的设施。
周祖训不仅一心一意地为本校师生服务，外校的教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也热情相助。漯河高中青年语文教师冯宗义，在备课中遇到一些比较艰深的问题，必须查阅原始文献，但在本校图书馆查阅不到，一时难以解决。一位老教师提醒他说，听说周祖训在四中图书室，资料整理得比较完善，不妨过去看看。冯宗义先打电话和周祖训预约了一下，也把问题简单地提了出来。当第二天他到四中图书室时，周祖训已把有关资料找齐了，有些地方并且作了折画，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参考意见。冯宗义把资料带回学校后，因为眉目已比较清楚，问题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高举批判“封、资、修”的大旗，把图书室里的许多藏书视为“封建文化糟粕”，勒令要烧掉，甚至连当时风行全国的《保卫延安》、《红旗谱》、《三家巷》等一批新书，也视为修正主义货色，统统要付之一炬。在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下，身处逆境的周祖训本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少说为佳。可是，他认为文化积淀是民族昌盛的温床，只可保护和发扬，今天的红卫兵一旦停止造反还是要读书的，现在把书烧掉，需要时哪里去找？于是，他挺身而出，向红卫兵建议：“书都是人写的，人尚且会出问题，书会没有问题吗？把有问题的书锁起来，比一本一本烧掉还省事哩。”红卫兵把他训斥一顿，悻悻地离去。以后他为了保护这些书籍，干脆把自己的床铺搬进图书室，日夜守候在图书室里。在周祖训的精心护理下，学校图书室里的书终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