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临中秘密留原地迎接解放的举动，被国民党觉察之后，他们从各方面进行破坏。1949年初，曾听到从浙江、江西等地的河南临中和联中来的学生说，国民党国防部曾派有教官到那些学校去，准备于当地解放前夕把学生带到台湾去，周祖训即存有戒心。果然，1949年3月底，国民党国防部派汪曙光、曹光有、马恒山等教官到中原临中见周祖训。汪曙光出示国防部给自己的“委任状”，称他兼任中原临中副校长。周祖训一听，担心他们破坏留原地迎接解放的计划，暗自决定不让汪等就职，他当机立断地说：“这个学校是属教育部管的，你拿的是国防部的‘委任状’，我未接到教育部通知，你们暂不能就职。”周祖训还对汪曙光说：“你若就任副校长，我不在校时，你要代理我，学校经费困难，靠借贷度日，3000名师生向你要饭吃，你有什么办法应付？”汪无言以对，却说他们薪饷是国防部发给的，现未发下，想向学校借钱维持伙食，以后再归还学校。周祖训答道：“学校无钱可借，如你们确有困难，可先到大伙上吃饭，饷发下来，再交伙食费。”汪曙光等人就这样在学校住了下来，既未就职，也就未曾和全体师生公开见过面，也未向师生讲过话，全体师生根本都不知道有副校长这个人，他们在学校也没有任何活动。当武汉即将解放时，汪曙光等人看到学校无南逃准备，又就职无望，只好自行南去。马恒山是河南淅川县人，在河南大学读过书，未随汪曙光南去。湖北解放后，马恒山征得周祖训同意，以中原临中教师身份，随校回河南，到开封中原大学学习后，参加教育工作。
羊楼洞有一个姓邓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家族中有人任湖北省民政厅长，还有人任湖北咸宁专区保安副司令。武汉解放前夕，邓某带着保安队从咸宁退驻羊楼洞，企图于解放军到达时进山顽抗。他曾对周祖训讲：邓家做国民党的官，绝不能背叛国民党。并劝周祖训带全体师生随他进山，周祖训婉言谢绝。
张轸起义后，张的部下赵子立背叛了张轸，被蒋介石委派为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当他南逃距羊楼洞不远的赵李桥时，派他的政工处长到羊楼洞，劝周祖训带全体师生随赵南逃。周祖训向他讲明南逃的困难。他又要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周祖训推托说：“师生心情不安定，集合很困难。”那人无计可施，只好到学生中劝说，企图煽动学生跟他南逃。他在羊楼洞住了一宿，只带走十几个学生南逃去了。
湖北解放前夕，校内师生间在学校是留原地迎接解放，还是继续随国民党南逃的问题上，斗争异常激烈。当时坚决留下来与坚持南逃的均占少数。大多数人虽倾向留下，但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而学生的留与逃，又多以教师的态度为转移。要坚决留下来的教师，大都属于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大学读书时从事民主活动，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或倾向共产党，有的在大学里虽无明显倾向，但接受新事物快，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心要跟共产党走。这些青年教师中，决心明显的在校本部有孙克恭、汪剑虹等，在分校有潘荻、胡麒祥、尤克文等。中青年教师中，还有有子弟早年参加革命，要坚决留下与子弟相会的。如高中一部主任袁宝松，其弟袁宝华参加革命很早；师范部教师刘耀南，其女刘郁芬与侄刘泽民都是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不仅自己坚决主张学校留下，还积极与主张南逃者作斗争。
坚决主张南逃的教师，其中极少数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有联系，害怕共产党对他们清算；有的家庭原在解放区，曾被群众批斗过，当时已从解放区逃了出来，他们害怕和痛恨共产党；还有的家庭已经南逃，不得不随家庭南去。这些坚决要南逃的人，人数虽少，但活动能量很大，因为当时未解放，他们主张南逃的言论和行动是合法的，可以无所顾忌。而周祖训在汉口筹措经费，无暇回校，在一次讨论学校南逃与否的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斗争异常激烈。坚决主张南逃的人大肆宣扬南逃的好处，个别人甚嚣尘上，说学校不南迁是想拿3000名师生给共产党送礼讨好，甚至诬称是想把师生送进虎口。教师刘耀南闻言极为愤慨，拍案而起，力斥主张南逃的谬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主张南逃的教师还在学生中进行煽动，并企图用划地站队表决的方式，以决定学校南逃与否，对学校施加压力。
周祖训在汉口闻讯，立即返校，向全体师生讲明学校南迁的困难，即一无迁移经费，二无交通工具，三无新的校址，三者俱无，南迁是不可能的。同时周祖训分别向主张南逃的师生讲明当时形势，主要讲了河南名人如张轸、刘积学、张仲鲁等的动向。他们听后有的改变主意，有的仍坚决主张南逃，但表示不再在师生中进行宣传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