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岗镇坐落于内乡县西南山区，其南、西、北三面环山，东临邓县平原。当地民众勤劳朴实，地方士绅及镇政府负责人都很热心教育事业。信阳师范到师岗后，内乡民团团长聂相岑慨然将其在师岗的团部用房全部让给信阳师范作校舍用。团部房舍共分三个大院，东院作女生部，西院作男生部，中院作教职员住宿及办公用。大门外有砖砌平台，可作学生露天饭场。平台对面有座戏楼，飞檐挑角，异常壮观。楼上有可作学校开会用的讲台或演戏用的舞台，楼下广场可以集会、看戏和进行体育活动。因有这些方便，师生到达第三天，即开始上课。内乡县地处抗战后方，无空袭警报，也很少有军事上的干扰，是一个比较安定适宜学生读书的好去处。
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大量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学校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所以，周祖训在进行战时教育的同时，加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学校在师岗近七年的时间中，周祖训协同全体师生谋划经营，做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工作。
抓紧有利时机，加强学生功课学习。迁徙之前实行的战时教育，半日上课，半日搞特种训练和社会服务，是当时信阳的形势使然。到师岗后，既有了安定的环境，就要很好利用，不仅要学好现有的功课，还要补学过去失去的东西。当时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是相当简陋和艰苦的。在师岗开始上课时，学生坐在砖头上听课，后来改用长案作桌，长凳当座。每案可对面坐8人，既可听课记笔记，又便于集体讨论。晚上用碗盛桐油作灯照明，勉强可以看书写字。当时可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很少，因为学校全部图书都存放在信阳郊乡。后来逐渐从南阳和洛阳书店购买一些新书。周祖训把自己的藏书与学校新购的图书合在一起，在三间会议室的东山墙用砖垒一书架，把书放在上面，供师生借阅。
学生每天早餐是玉米糁煮红薯，不限量；午餐限量，每人一个杠子白面馍，约半斤重，佐食为白萝卜或青菜；晚餐为混汤白面条，不限量。在校门前平台上就餐，男女生分别在指定位置上站好，饭都盛好后，教官喊口令“开饭！”然后大家都一齐蹲下就餐，喝汤声骤起，其声如瀑！好一首“喝汤交响曲”，周校长也是演奏者之一。就在如此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校长能以身作则，教师也都能辛勤教学，学生也都能刻苦学习。
读书不忘抗日，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和抗战宣传。自迁到师岗后，周祖训即决定学校到达师岗的10月23日为“迁校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全体师生都要开纪念会，壁报要出《迁校纪念日专号》。周祖训在每次纪念大会上都要大声疾呼要求大家“安勿忘危”、“读书不忘救国”，并阐述其道理和实行的办法，办法主要是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和抗日宣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自我训练除平时进行严格的军训和露营演习外，要求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修学旅行，实际就是远途军事拉练。学校曾组织到淅川的上集、香严寺、荆紫关，湖北的武当山，内乡县的西峡口等地拉练。每次拉练，师生都自背简单的行李及吃饭和洗刷用具，每人还挎一个一尺见方的薄木板（由学校统一制备），可随时作写生、记笔记和听课用。每次远途行军，周祖训都和师生同行、同吃、同住，并随时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把抗日宣传渗透到各种活动中，如每期举行的讲演比赛、歌咏比赛，都离不开宣传抗日；每年举行的大型新年游艺活动中，抗日宣传更是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学生自治会，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周祖训非常重视学生课外活动，他认为课外活动是正课学习不可缺少的补充，并可培养学生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发展学生特长。学生自治会不仅本身为一课外活动组织，且为发动一切学生课外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对学校民主办学也起到很好的作用。信师学生自治会是1939年上半年成立的。当时，在中等学校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理由是中等学校学生年岁小，易为别人利用，误入歧途。周祖训校长的经验证明，青年最富正义感，善于明辨是非，如能引导得当，必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所谓“误入歧途”，不过是桎梏青年活动的借口。周祖训不顾教育部的禁令，毅然让学生自治会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自治会组织由各班学生先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会推举一人为主席，总揽会务。委员会下设生活、学习、康乐、服务四个部，每部设干事若干人，分理各部事务。首任学生会主席孙克恭，品学兼优，有工作能力，思想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他当时是信师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周祖训在信师任校长10年间，从未调查过共产党在校内的活动。他知道某某学生思想进步，是不是中共党员他却从不过问。在白色恐怖严重时期，只有在学生言论行动有碍学校和学生安全时，他才加以干预。所谓干预，也只是劝诫和教育。如果有学生遭到诬陷和逮捕时，周祖训总是尽力为之辩护，进行援救。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团，到处抓捕“红色分子”，信阳师范也被殃及，遭嫌疑的学生被抓到师岗镇公所审讯，后又被转移到内乡县城囚禁。周祖训不顾盛夏酷暑，多次风尘仆仆赶到学生囚禁地，千方百计地为无辜受害的学生奔波呼号，终于把他们全部营救保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