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门生。回国后，陶行知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在中国最早注意乡村教育问题。1927年，陶行知放弃舒适的生活，来到南京郊区，脱下西装穿上草鞋，不当教授当乡村教师，不当大学校长甘当“挑粪校长”，亲手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为了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兄弟，为了给中国乡村教育找出路，他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正义行动不但得不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相反，还受到残酷的迫害。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晓庄师范学校在惨淡经营了三年后，被当局下令封闭了，陶先生也遭通缉而逃亡日本。
周祖训早在汲县师范读书时，就多次在报纸杂志上读到陶行知先生宣传改造乡村教育的文章，并引起极大的兴趣。周祖训进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求学时，陶行知正在南京郊区晓庄主办试验乡村师范（通称晓庄师范）。当时周祖训的授课教授大多是陶先生的同事或学生，常称道陶的为人和治学精神，给周祖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祖训经常把陶行知编著的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置于案头阅读，并饶有兴致地阅读了他的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周祖训曾多次携学友慕名到晓庄师范参观学习。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在劳心上劳力”等等，在学校都得到很好的实践。周祖训尽管从未见过陶行知先生，但自幼热心农村教育的他，对陶先生的办学主张和实践，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称是陶先生的私淑弟子。他不止一次地暗暗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一定要好好宣传、实行陶先生的办学主张为改变落后的农村教育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1933年，周祖训大学毕业后，被聘为信阳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因为手中没有主动权，实行陶行知办学主张的夙愿，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心中很不是滋味。寒假一开始，周祖训便约同教师朱宕潜、徐祝峰等，把未回家的几十名学生动员起来，组成“寒假师生生活团”，以试行陶行知的某些教育主张。师生以同等身份参加生活团，实行共同生活，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团活动分为“学习生活”、“劳动生活”、“康乐生活”。学习生活为读书与问题讨论。劳动生活为自己做饭、洗衣、拆洗被褥、打扫厕所等。康乐生活为体育与文艺活动。整个寒假生活生动活泼，《锄头舞》歌声响彻校园，充满朝气蓬勃景象。当时不少学生的家庭比较富裕，在家里都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在“生活团”的20多天自食其力的生活，使大家过得十分充实、愉悦，兴致很高，纷纷要求以后多搞类似的活动。
翌年春，周祖训到楚旺中学任校长时，在努力解决办学经费的同时，着力宣传、推行陶行知的办学主张。不过，他实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是从他改良主义思想出发的，没有像陶先生那样，随时代前进走向革命。他到校不久，便在学校大门口建起一块白色屏风，在上面用黑色大字写着陶行知的《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这明确地显示了周祖训的教学方针，启发师生要用大脑思考问题，同时不要忘记使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劳动，不能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更重要的是树立手脑相结合的观点。接着周祖训把陶行知的《我们的信条》计18款，用醒目的大字写在学校墙壁上，亲自向全体师生逐条讲解，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加以实行，改进学校工作。
当时楚旺中学有156名学生，十几位教师。周祖训按照陶先生“我们深信师生同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的主张，在全校实行师生同生活共甘苦。教师、学校领导与学生同伙吃饭，同寝室住宿，一起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学校要在一片荒地上建操场，周祖训没有雇人，他和师生一起挥锨抬筐，起高垫低，平整夯实。平时周祖训还和师生一道，打扫院落，清理厕所，运送粪便、垃圾等。周祖训在与师生同住中，发现一个班的宿舍低矮潮湿，窗户狭小，室内空气龌龊，便及时开大了窗户，使阳光充足，空气流通，深得师生好评。周祖训与师生同生活的做法，不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还密切了校领导与师生的关系。
周祖训针对当时学校墨守成规的教育方法，旗帜鲜明地倡导奉行陶先生提出的“教学做合一”，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要求学生“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强调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特制有“学生课外阅读书籍介绍卡”，其中写着书名、作品内容简介以及指导阅读意见等。如指导阅读李公朴写的《读书生活》时说，要学习李公朴提出的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读书和写作。在指导阅读胡适写的《四十自述》时说，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是有功的。
周祖训还推行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他与内黄县民众教育馆取得联系，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又到民众教育馆办夜校当小先生，进行扫盲教育。这既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又使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社会，增长才干。在当时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周祖训的宣传和推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字及其办学主张，在全校深入人心。为了宣传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学校办了一份石印校刊《楚中生活》，内容除报道学校一般活动外，主要阐释陶的教育主张。国文教师吴芝圃写了一篇《陶行知改名由来》在校刊上发表，曾在学生中引起一场有意义的讨论。陶先生的原名叫文浚，起初他受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思想的影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知行。后来，他经过亲自实践，认为应该实践在前，“知”是经过“行”才得出来的，王阳明的话应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以他又改名为行知。仅一字之先后，使陶行知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由唯心主义观点向唯物主义观点的一个飞跃。学生们围绕陶先生的名字，是“知行”好，还是“行知”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当时学生虽然对知与行的关系并不很清楚，但却引起学生开始独立思考问题，对大家的未来是大有益处的。
周祖训大力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使学校发生较大变化，受到师生的拥护。当时的省教育厅督学魏烈承来校视察后，称誉学校为推行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典范。当时在楚旺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程国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在他写的《忆周祖训先生在楚旺中学工作片段》一文中说：“陶行知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他有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表达了他处世为人的宗旨。把这副对联移赠给忠诚执行陶先生教育方针的周先生，我认为同样是很妥帖和恰当的。在充斥金钱拜物教的社会，像周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献身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确是难得的。”
